清代科举重书法
清道光皇帝登基不久，每天都要批看大量的奏折，据说，这些奏折每天都高可数尺，而这些奏折所书字体，都是蝇头小楷。道光皇帝心里实在很烦：看吧，实在受不了;不看吧，又害怕以后臣子上书奏事，说不定搞出什么蒙骗的事来。一天，曹振镛在宫里值班，道光皇帝便把这件事对他说了。问他怎么办才好，曹振镛回答说：“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已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道光皇帝听了，非常高兴，既可不用多看，又可防止臣下敷衍塞责，就照此办理了。
清代末年，士风吏习本业就每况愈下，腐朽不堪。此策一出，犹如加进一副催化剂。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行甚”。一时间，朝野内外，宫吏纷纷以楷书写进奏折。这种风气也刮到科举考试中来。考官对于士子之试卷，无论文章之好坏，唯求对试卷文字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细细品察。而那些饱受十年寒窗苦的士子，因科举关系到自己毕生荣辱，也就把熟读经书的工夫用在习写楷书上了。本来八股取士，就够糟踏人才的了，现在又讲求楷法，就更造就一些无用的废物。而有些仁人志士，却因楷书不好，空有抱负，不得舒展。
龚自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龚自珍(1792～1842)，这位被誉为“站在中国思想界大门口”的人。自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首次应乡试，八年之后，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才得中举人。这使得早已看出清朝的政局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龚自珍，以为科名从此顺利。期望能成进士，进身卿相之列，来实现自己改革政治的理想。但是，事与愿违，龚自珍却连应进士试而不第。在相距中举人的十一年之后，清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的第六次进士会试，考得进士第九十五名，殿试却因楷书不好，只考得三十九名，连一个翰林都没有考上。结果，只当了一个内阁中书的闲职。
在科举制度下，科名的高下对于仕途是极为重要的。龚自珍因楷书不好，无法取得进士高甲，便永远被弃置在中书、主事的冷署闲曹之中，无从施展他那宏大抱负。
科举制度，到了以“四书五经”为考试标准，专用八股文体取士的明清两代，流弊甚多。而清代末年的重楷书之法以取进士，更使士子不重真才实学，不重实际内容;只求文章文采和字体，从而造成人才的大量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