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国据实陈弊，遭乾隆责难

王安国是江苏高邮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历官司业、侍讲、侍读学士、佥都御史等。乾隆时，迁左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十四年(1749年)六月，在礼部任内，鉴于当时科场营私舞弊现象严重，便上朝向乾隆皇帝面奏：“眼下正值科试，各省学臣尚有未除积弊”。安国所反映的情况，事关学政，立即引起了皇上的重视，乾隆当即命令王安国缮折具奏。安国奏疏称“上科乡试之后，颇闻学臣中因录科例严，转开侥幸之门，或于省会书院博督抚之欢，或于所属义学徇州县之请，或市恩于朝臣故旧，或纵容子弟家人乘机作弊，以致录取不尽公明”。然而，此折只泛泛列举现象，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乾隆看过奏折，不太满意，以为科举考试为士子进身之阶，果真有王安国所述之弊端，安有不严加惩饬之理?于是，各省学政，人数不少，不可能人人都营私舞弊，必须举出一、二确实有弊之人，加以处理，才能起到惩一敬百的作用。如果漫无指名，即行降旨，或责成督抚查察，就会使真作弊者得不到指摘，而规矩守法之人，与违法者又不能严加区别，奖惩不明，不足以服人。于是，当面询问王安国，让他据实举出徇私舞弊的人和事。安国面对乾隆，长时间沉默不语，作四处观望状，最后才举出尹会一向督抚求送遗才、(生员中有才学而落第者)陈其凝营私、孙人龙滥取、吕炽明知邓钊子弟冒籍直隶而不稽查改正等事。然而，以上所举之人，尹会一、邓钊已经去世，陈其疑事早已败露，孙人龙已被处分，而邓钊其人官职较卑，也不可称为朝臣。乾隆对王安国的回答十分不满，下诏书加以诘难，认为“王安国身为大臣，奉旨询问，而所举皆参革病故之员，于学臣之现任者，第诿为无从指实，不知人臣事君大义，凡所陈奏，宜本公忠，即不可有市恩之心，亦不可存避怨之见。王安国市恩之心纵无，避怨之见不免”。并指责王安国畏首畏尾，瞻询退缩，以笼统俘泛之词塞责。

这件事说明乾隆执政讲求务实，对违法者惩处，重视查实人与事，对举报者也要求有真凭实据。从举报者王安国方面看，他检举学政在科场考试中的营私舞弊行为，这种精神应该肯定，但他只敢言事，不敢具实直陈其人，当皇帝当面询问，要求其举出具体人时，采取圆滑和投机的态度，举出或死去或被黜者加以敷衍搪塞，怀有私心不敢开罪当权的官员。所以，他虽检举了舞弊现象，仍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