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的悲剧
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突出现象：封建专制君王严密监视和控制士人的文字工作，对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轨”“悖逆”的文人学士大兴文字狱。文网之密，文狱之酷又尤以清代为最。《清文字狱大事记》中有史可考的文字狱竟有187起，可谓登峰造极了。鲁迅抨击为“脍炙人口的虐政”。
清代以文获罪的第一个罹难者是函可。他以《变纪》手稿实录明末仁人志士不甘亡国悲壮献身的事迹而遭流放。死后116年，他住过的寺庙仍遭拆毁，著作《千山诗集》被列为禁书。
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山水景色绝顶秀丽的杭州城，阳光下七十人身首异处，血溅人间天堂。这便是清初庄氏《明史》案。庄廷鑨双目失明后，誓效“左丘失明，乃著《国语》”，就买了《明史》稿本，请江浙名士增删润色，评论史事。时值反清怒潮风起云涌，清统治者借《明史》一案，大开杀戒，对文人学士进行恐怖镇压，甚至李氏只买书一本，也难保性命。
即使在康熙后期，国力增强，社会稳定，是相对的盛世太平时期，大的文字狱仍层出不减。戴名世著《南山集》，因写南明人物传记时以南明各代如弘光，永历为年号，有眷恋故明之嫌，戴各世被凌迟处死，株连的人物不下三百。
清雍正帝继位后，文字狱更是肆意泛滥。查嗣庭任江西考官时，出题“维民所止”。不料，被认为“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查嗣庭获罪入狱，后死于狱，雍正尚不甘心，令“戳其尸”
文网愈织愈密，文狱愈演愈烈，到后来，小小一字也能送性命。“一把心肠论浊清”浊清本是对用，讲政治节操，偏偏乾隆皇帝大怒：“加‘浊’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人胡中藻因“浊”字被斩。
更有甚者，乾隆十八年(1753)，精神病人丁文彬因出语荒唐，书词狂悖，枉送了性命。
清文字狱迭起，读书人惶惶不可终日，惴惴不能自保，皆有风声鹤唳之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也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缺少生机活力，缺乏创造性。许多人埋头八股文，走科举取士道路。文坛越来越冷落，文风呆板而脆弱。为巩固封建统治而采取的文字狱禁锢了思想，也箝制了文学的发展。这是一代文学的遗憾，也是值得后人反思的历史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