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文学的荒漠——日本战争期文学

翻开日本近代文学史，有一段不被人重视的文学阶段，即1935至1945年的文学。不少近代文学史的下限止于战前，实际上是1935年前后，而战后文学史自然又始于1945年。即使有提到这十年战争期文学的，也只是廖廖数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这主要是因为这十年不仅没有产生什么不朽的名著，甚至一般作品连文学性也所剩不多，导致了一段文学荒漠的形成。

军国主义政治对文学自由的强烈干扰，是导致文学性失落的一方面原因。1937至1938年曾发生了两起“禁发事件”。一是岛木健作的《再建》，记载了作者思想转向后对农民运动的反省以及再建的企图。作品一发表就被当局以“通过农民运动刺激左翼意识”为由予以查禁。作者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好另写了一篇《生活的追求》，以求与当局达到妥协。另一起是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作者根据自己随军中国华北的经历，较客观真实地展现了日军烧杀掠抢的所作所为，揭穿了当时日本统治者的欺骗宣传。结果，作品在发行之日即被查禁，作者也被判刑。判决理由是：发表了记述皇家士兵杀戳、掠夺非战斗人员、军队松弛，破坏安宁秩序的作品。两起“禁发事件”之后，文学便被纳入了顺应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轨道之中。在市古贞次先生的《日本文学史概说》中，有这样的论述：“随着战争的进行，着意表现空洞的战争意识的文学逐渐泛滥起来。”以农民文学为首，生产文学、大洋文学、海洋文学等形形色色顺应国策的‘头衔文学’制作出来。但是，多数作品显然没有使素材充分形象化。丧失艺术性导致诞生无法卒读的作品，除伊藤永之介的《莺》、间宫茂辅的《矿石》等等以外，没有可读的作品。”

另一方面，当时文学界普遍掀起了一股转向风潮，他们以克服、超越日本社会所吸收的西欧化的思想入手，表现为向日本传统的一次强烈回归。这使许多作家迈出了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到国粹主义的关键的一步。如保田与重郎、浅野晃等的“日本浪漫派”所提倡的国家主义，强调文学回归古典，强调树立民族主义文化，卖力地鼓吹协助战争：还有二十年代曾是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林房雄，在经过三十年代的转向、绯徊后，到了四十年代，接连写出了《谈转向》、《勤皇之心》等文章，最终投入到军国主义的怀抱之中。这样一些转向者也导致了这时期文学性的失落。此时虽然也有一些作家力图与之进行抵抗，以保护文学的纯洁性，但终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反抗。

国粹主义、军国主义的影响，使得日本民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争所造成的物质创伤，如今已基本愈合。但1935至1945年这段文学的荒漠却再也无法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