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的科场挫折

元好问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诗歌评论家，但在科场上却屡遭不幸。

金代的科举考试，随着金政府的腐败，到了后期，其弊端也越来越严重。总括起来有：一是“时文之弊”，即学生士子不读经典，只学应付科考的“复习资科”，以致教育空疏，志行浮薄;二是科场舞弊，如泄漏考题、违法中选，场上“杂坐喧哗”，秩序混乱;冒名顶替或化名兼试等、层出不穷;三是“考官泛滥”，不严肃认真，考官多取所亲;四是皇亲国戚依仗权势或凭借裙带关系把持科场，从而使很多潜心苦读，有真才实学的士子潦倒场屋。

元好问从十六岁起参加科举考试，是1190年，并州府试，榜上无名。十九岁(1208年)第二次，到长安参加府试，又榜上无名。二十三岁(1212年)第三次，到中都(今北京)参加府试，仍未考中。这年正月，由于獾儿嘴之战，金三十万大军被蒙古军击败，蒙军已逼近中都，路上也不平静。国家的危机，加上科场的失败，使得他的情绪非常低沉忧虑。他在《出京》诗中写道：“巫峡归出底处寻?高城渺渺幕烟沈。春风不剪垂杨断，系尽行人北望心。”贞祐二年(1214年)元好问二十五岁，这一年五月，蒙古兵围攻中都，金兵节节败退，宣宗仓皇迁都南京(今开封)七月渡河到达，所以元好问于这年夏天赴汴京，参加秋天的考试，这一次，他虽然结识了许多名人，如当时主持文坛并执掌文柄的杨云翼、赵秉文等名公巨卿，但仍然难堪地落榜了。二十多年来后，他还回忆起这难忘的往事：“二十年前走大梁，当时尘土困名场。山头千尺枯松树，又见单车下太行。”二十八岁时(1217年)又到了大比之年，元好问再一次赴京赶考，又未成功。他曾写过不少科场失意的诗，如：“七岁入小学，十五学时文，二十学业成，随计入咸秦。秦中多贵游，几与书生亲?年年抱关吏，空笑西来频。在昔学语初，父兄已卜邻，跋鳖不量力，强欲缘青云。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负薪，寂寥抱玉献，贱薄倡优陈。青衫亦区区，何时画麒麟?遇合仅一二，饥寒几何人?谁留章甫冠，万古徒悲辛!”批评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的空疏误人，表达了辗转科场的辛酸和悔恨。由于多次的科场失意，使他这个纨绔之气未消的贵公子情绪消沉，经常借酒浇愁，从而养成了终身难改的嗜酒恶习。元好问三十二岁(1221年)这一年，终于中了进士，实现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但官场的复杂斗争和倾轧却使他又一次失败了。原来，金自泰和、大安年间以来，程文泛滥，科举文章也走入了死胡同，除了格式外，没有任何文彩，卑陋陈腐，只要合格式就录取，而稍有文彩，即遭黜落，因此文风大坏。宣宗南渡以后，杨云翼、赵秉文递掌礼部大权，欲对文风及科举诗文进行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却遭到了守旧人物和举子们的痛恨，被黜落的举子们起哄科场，多方告状。到兴定五年，即元好问三十二岁投考时，廷试进士。赵秉文又以礼部尚书的身份“知贡举”，作“读卷官”。因与元好问同场考试的卢元的应制诗出了“重用韵”的错误，却被录取为进士，又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赵秉文等数人因“滥放及第”的罪名而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赵秉文被降两级，以礼部尚书的名义罢官退休。此事又牵涉到元好问，由于赵秉文对他极力推荐，说好话，才得以进士及第，又引起了宰相师仲安的“不平”，就在朝官中散布流言，说赵秉文与杨云翼、雷渊、李献能等人都是“元氏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座主”赵秉文感情极深的元好问，看到科场风气如此之坏，赵秉文所受到的处分又有点罚不当罪，自己也受到无妄的冤枉，所以心灰意冷之下，就不愿腼颜以进士作当官阶梯，断然退出科场，“不就选”，拂袖而去。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辛苦磨难之后，登科授官在即的时候，这样做，非有深沉的苦衷是做不到的。对于这次科场的意外打击，他一直愤愤不平，曾写诗道：“五车载书不堪煮，两都觅官自取忙。无端学术与时背，如瞽失相徒怅怅。”

元好问十多年的科举遭际，他所经历的苦酸辛，使他透视了金代科举的里里外外：在科举中、科场与官场是息息相通的，个人的努力与时代的要求和文风，以及政治斗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科场中的政治斗争，往往使得很多人无辜地成为牺牲品。它严重地妨碍了人才选拔的效度和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