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钞关的苛暴税敛

钞关是明代内地税关的一种机构。初设时，专用钞票交税，故称钞关。后来，沿用未变。

钞关设置始于宣德四年(1429年)，当时商贩拒用大明宝钞，“钞法不通”，明政府命令商运中心地区所有的商人店肆，都一律以纸钞交纳税款，并借此增税。其中有所谓“市肆门摊税”，就比洪熙元年(1425年)的规定额增加五倍。

除门摊税纳钞以外，两京的蔬菜果园不论官私种植，凡上市出卖的;塌房、库房、店舍存居商货的;骡驴车受雇装载的;都一概以钞纳税。朝廷还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等部门的官吏各一名，于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商货，计所载运输量多少和运辅路线远近，以钞纳税。总之，商税渐增，纳税用钞，急需建立关卡收税，于是钞关之设由此始。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设官，仍罪之。于是有漷、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

明王朝在国内市场设立钞关，对商人进行盘剥与压榨。河西务钞关是商人进入北京的门户，地处在今通县和香河县之间的旧漷县，宣德四年设置，称谓漷县钞关。正统十一年(1446年)移至河西务，所以又称河西务钞关。据记载：“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出店出正税。张家湾发卖货物，河西务有四处正条船矣，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业，榷者数税。所利几何而堪此?

从全国看，明代钞关税课年收入，在万历时期约为白银30万两左右，由于钞关四立是为了征税，不是为方便通商服务，其结果，不仅是关税收入日趋缩减，而且商人视钞关为畏途，来者也就随之稀少。对此，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神宗帝，指出钞关苛敛，“不惟病民，抑且病国”。他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间，东征缺饷，各关增税有差，尚有赖焉。及臣莅事以来，备查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会计录载原额，每年本折约共该银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余两。又于万历二十五年，摊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例也，及其二十七年，各关征解本折银约共三十四万五百四十九两零。二十八年，各关征解本折银约共三十万六千一百三十二两零。二十九年，各关征解本折银约共二十六万二千八百两三钱零。以原额约之，岁缩一岁，几减三分之一。随查各关监督预呈文案，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存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盘验抽罚，资本尽折，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座，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一至矣”。

赵世卿的《关税亏减疏》，力图劝戒皇上，革除钞关征税弊端，其目的是增加王朝的稳定收入。但同时也真实生动地揭露了钞关苛敛和税使之害。它提到沿途钞关税使对商人盘验抽罚，差人挟捉，商人视税使似猛虎，畏缩不来。关市商店，如布店、缎店、杂货店等，纷纷停业关闭，市场凋零，商人无利可图。官收关税缩减，岁缩一岁、几减三分之一等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具体史料，足见明代推行的钞关苛敛政策，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能低估。所以，苛暴税敛，后人应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