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坐食民膏的特权阶层

明太祖朱元璋时为了维护其帝王世系之业，大封宗藩为王，26个皇子几乎全部封王于各省各府，所有皇亲国戚也都以镇国、辅国、将军以及公主、郡主等名义封赐爵位。而所有的封王封君，又纷纷建立王府或府邸(王府中的护卫军，仪卫司役人员和乐户在内，都规定岁禄和俸饷，全向官府支取)，规定亲王的岁禄为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等全部由官府供给，直至最次级的县主乡君，岁供禄米也在二百石以上。这些人并免徭役。建国初期，矛盾还不突出，自后每经一帝媵妾越多，子女越多，皇亲国戚越多，王府人员也越来越多，连同前朝封王宗藩，子女可以世代相承，于是封禄之家比比皆是，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坐食民脂民膏的特权寄生阶层。据史载：到嘉靖时“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说明当时的田赋收入全部供应这批宗室王府的坐食者群，还不足半数以上，可见其耗支庞大。至于百官的俸禄，明初无规定，文靠颁赏，武靠虏掠。其后曾以江南土地一部分颁赐作为职田，以职田收入作为俸禄，再后收回职田，攻为俸钞折米、折布等办法，十分复杂，俸米之数大体是：高级的正一品官月俸八十七石，低级的从九品月俸为九石，折为俸钞后，随着钞值的低落，收入是较薄的，这就促使不少官吏贪渎营私，大量收入归于中饱。官吏俸禄虽较薄，但冗官、冗吏都不少，支出也十分巨大。土地兼并，促使收入短绌，坐食庞大又促使支出倍增，财政势必恶化。

明代自英宗开始，宦官弄权，操纵朝政，为害甚大。其后历代相继，并与权臣相互色勾结，封官许愿，贪污营私，无恶不作。英宗时宦官王振，每次百官朝觐来见者，例须送贿百金，凡送贿千金者可得醉饱。在其籍没(抄家)时，抄出私蓄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数，珊瑚高达六、七层者有二十余株之多。武宗时宦官刘瑾掌权，凡下下三司官入见，例索千金到四、五千金，还以“平贼”名义加派“剿饷”、“练饷”(田赋附加)，搜刮财用一千六百余万两，大都被各级官吏中饱，窍柄六、七年，到事败籍没，搜出黄达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余两。世宗嘉靖时，任严嵩为相，执政二十一年中，“凡文武进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界之”，卖官之风盛行。严嵩被查抄时，贪贿所得黄金达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其他珍宝无数。仅宜春一地，被其霸占的土地就占70%。而当时国库太仓存银还不到十万两，政府岁出已超支一百四十多万两，有人指劾说：“文武将吏率由贿进，户部发边饷，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嵩之府，输边者四，餽嵩者六”。国家的财政收入，或从庞大的俸禄中流入宗藩王室坐食寄生者之家：或入侵渔贪贿权宦之家，已成积弊。

明代坐食者的特权阶层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腐朽力量，在中国王朝时代具有典型性。它表明，坐食者特权阶层越富有，劳动人民就越发贫困，剩余劳动被剥夺得越多，社会简单再生产也就越发不能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