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书院的兴盛与衰落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高于一般私学，集聚大量图书，学生自学读书，教师自由讲学。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上形成了许多显著的特点，对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书院产生于五代和宋初。作为教育机关，他起源于私人讲学，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起初都是个人读书之所，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地方。书院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政治动乱，社会不安，经济萧条，文教衰落，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多数穷居草野。宋既统一海内，乱世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材。但是，当时朝廷尚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也没有充足的实力来发展教育。在这种情形下，私学发展、书院便应运而生。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人求学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统治阶级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一批由私人创建的书院便兴盛起来，并得了官方的支持和赞助。宋初的书院由此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形成了一批著名的书院。

宋初的著名书院究竟是哪几所，历来说法不一。按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的说法有石鼓、岳麓、白鹿洞三所。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以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嵩阳为天下四大书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和明王圻《续文献通考》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为宋初八大书院。

十分可惜的是，宋初书院一度盛，创建起来的一批著名书院不久就相继衰落了。就连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也遭废弛。王祎在《游鹿洞记》中说，“书院到崇宁末年基本上全部都废弃了。”总观北宋之世，书院短期兴盛之后，又废弃沉寂了一百多年。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把兴办教育的重点逐渐转向发展官学、对书院不再热心提倡了。北京连续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重点都是兴办官学，并且建立了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的较为完善的体系，并规定士子须在官学三百日方得应举。读书士子只有通过官学才能得到仕进之路，自然也就不愿再常守山林，潜心为学了。同时，较之自由讲学的书院，官学体系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也更直接和可靠。于是，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就渐渐淡漠了。

北宋政府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兴办官学上，也就不再资助书院。早期书院常由政府赐与学田的纪录，在庆历之后几乎不再见到，倒是对地方州县学规定的学田屡见不鲜。书院建筑大多因年久失修，毁废荒芜，有的书院竟至基地难寻的地步。这说明，任何教育机构，一旦失去经济上的保证，就是难以维持的，更谈不上发展了。

北宋兴学，还吸引了一大批名师巨儒在官学任教，如胡瑗在庆历初在苏、湖州学任教，后又被召为国子监直讲，四方学士，不远千里云集受业。还有不少学者也出山入官学任教，提高了官学的吸引力、书院渐被冷落了。

北宋书院的沉寂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水平也有关系。北宋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大变动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理学正处在奠基阶段，尚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学派的分化还不十分明显，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仅有初步的框架，还不十分稳定，著名学者的主要精力还集中在个人潜心探究，还不具备广为授徒，全力传播的条件。以书院为基地研究和传播学术思想的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著名学者或寄希望于在官学任教，或隐居避世从事个人研究。学术大师们虽都从事私人教学，但规模不大，而且多是在不得志时而为之。因此，从学术思想条件上也没有达到广建书院的可能性。

宋初创建了一批著名书院，朝廷一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控制，以赐学田掌握其经济，以赐书控制其教育内容，以选派山长和教师，掌握书院的领导权。这些措施，已在一定程度上把私人讲学的书院变成了官府的学校了。因此，书院在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上的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缺乏广泛的社会影响。

宋初的书院是在广大士子“无所于学”的背景下兴起的，一旦官学兴起，初步缓和这个矛盾，读书士子的注意力即被引向官学，而官学与科举直接联系。入官学、应科举、求仕禄，成为读书士子追求的主要目标。潜心学问，不求闻达者日渐稀少。书院发展的社会基础日渐削弱，原有的书院已无人问津，新建书院的兴趣就更为淡泊了。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北宋自庆历以后百余年间，书院萧条衰落下去。据统计，两宋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建于北宋时期的仅有37所，占总数的21.39%，大部分还是宋初的二三十年间所创建的。

北宋书院沉寂的历史，说明教育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发展，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直接制约，如文教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学术文化发展水平和形式以及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学校教育形式只是具体地反映出这些要求。脱离时代发展水平的教育组织形式是不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