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论”

开发资源，铺设铁路，发展生产，才能富国利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迟滞，资源开发的方法、途径却很难被人们及时认识，加上统治者防民、愚民政策的推行，终于形成了以“风水论”为屏障的“隔离网”。应开发的不准开发，可以搞的产业由于人为的原因却搞不起来。

清代，皇帝就出面多次对开矿加以禁止，主要理由是怕坏了“地脉”。道光六年(1827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对宛平县民请开银矿的要求批示说：“朕以地近京师及易州(清西陵所在)一带，非他省可比，其于地脉风水，有无妨碍，……派委公正大员详加查勘，再降谕诣。”结果以恐伤风水为由不准动土。呈办此事的协办大学士英和竟因此被撤职并交部严加议处。至于近代，此风愈演愈烈，光绪年间李鸿章曾指令在热河土糟子、遍山线一带寻找煤铁矿来发展洋务，并实际勘得兴隆山、榆树沟等处煤铁合用，但仍因此地接近清东陵，怕担上于风水有碍的责任，只好停开。真成了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风水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谁敢出来和皇上订对。

“风水论”在中国老百姓中的影响极大，形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上呼下应，其势难当。人们往往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机器设备看成异己力量而统统加以反对。开滦煤矿的前身开平煤矿，是洋务运动中所办十六家煤矿里最有成效者，但开办之初，反对派一直散布矿山地近“陵寝重地”，必“泄坤舆磅礴之气”，并以民间坟茔“动遭平毁”为借口，大加弹劾攻击。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派人重新勘察，绘图奏明皇上，说明“与龙脉来源，明堂去水，并无妨碍，”才平息了这场风波。(记载详见《洋务运动·八》)。

开矿而外，所有产业兴办，几乎都要遇到“风水”问题。1894年外国人莫里逊记载清政府官营云南机器局之趣事，写道：“由于烟囱太短——只有二十五呎高，使熔炉很难使用。一切加高烟囱的企图都为当局所禁止。从前在进行加高烟囱时，城里便议论纷纷，堪舆先生迎合民意，提出公正的意见，认为如果不阻止烟囱加高，那么抚台衙门及其荫庇的附近地方的风水便将一去不返。”耐人寻味的是，在此二十多年以前，在天津，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督办的一个机器厂和煤铁厂早把这个迷信打破了。《关册》(1867年分，天津)不无讽刺地说，“在那样地方居然建起高耸的烟囱，可见风水之说还是不难克服的”。

然而，“烟囱的故事”还在不断发生。一九○一年，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与荣宗敬兄弟在无锡西门外购地兴建面粉厂时，地痞流氓勾结乡绅敲诈勒索，胡说面粉厂烟囱坏了当地“风水”。还造谣说竖高大烟囱用童男童女祭造。官司打到两广总督那里，总督批道：“烟囱既隔墙垣，何谓文风有碍?”但仍有人继续纠缠，企图阻止建厂。后经中人说合，荣家答应了“不准高声鸣汽笛”“不准将工厂码头驳岸伸出河中”等条件，才得以动工。事情虽然了结，但工程也因此拖延了十个月。

铁路问题上，关于风水的争论持续最久。光绪六年(1880年)直隶总督刘铭传首倡修铁路，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支持，但反对派也提出了种种理由加以阻挠，包括铁路“将使山川之祠，日月之精，龙王之宫，河伯之宅惊耳骇目，以至鬼呵神谴，大地失和”这样的内容。他们甚至把京畿发生的地震，紫禁城内太和门失火，也归于铁路带来的灾难。一番鼓噪，终于迫使津通铁路暂从缓办。

时过境迁，官僚政治造成不良社会习气，不良社会风习又成为官僚政治推动力的恶性循环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停止。“鬼打墙”的故事仍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