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尽”之后的贡献
关于江淹，有所谓“江郎才尽”的传说，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的“才尽”，一方面是由于登仕之后政务繁忙，不能专力于文学创作;另一面也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不再叹穷嗟卑所致。历史上多有此类“仕途得宠，文坛失意”的例子，不足为奇。令人遗憾的是，江郎“才尽”之后所出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其《拟古杂体诗三十首》，过去曾遭到许多人的无理苛责，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往往被人忽略。
不可否认，江淹中年以后仕途顺利，在文学上少有建树;但也并非毫无成就，著名的《杂体诗三十首》即是出于这段时期。江淹的杂体诗，选取“古诗”和自汉至刘宋的三十位著名诗人，各拟其体仿作一首，自称“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这说明作者是有意识要通过拟作来显示三十家各自的特色。前此只有谢灵运作过这种尝试，但谢所拟仅限于建安时代的八家，且间有讥刺宋初政事之意，不纯在表现八人的艺术技巧。江淹的目的与谢不尽一致，难度也更大。因为他所拟的不仅有三十家之多，而且时代也各不相同。江淹在进行模拟时，着重各家的名篇，并侧重他们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方面。如晋代陆机的拟古之作较多，也较好，却不代表其真正特色;江淹作《陆平原·羁官》，主要仿其《赴洛二首》和《赴洛道中作二首》，不仅较少雕琢之气，而且富于真情实感。再如颜延之的诗，本以朝庙之作闻名，但从艺术上看也无法代表颜诗的特色，于是江淹宁取其应制诗而拟作《颜特进·侍宴》。总的看来，江淹这三十首诗除《左记室·咏史》一首的风格不象左思外，其余基本接近原作的特色。可见他对这些作家的特点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他长期揣摩得出的，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江淹的拟古诗，概括了他之前许多作家的创作特色，有助于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诗的方法，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照此模仿过《文选》上的作品。所以，对于江淹的拟古诗，不可片面以文学上并无独创来加以责难，如果看不到其一定的认识与启迪价值是颇为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