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振论”在苏联的境遇

“共振论”是一个关于试图阐明化学价键本质的科学假说。30年代初美国化学家鲍林就致力于阐释那些不能用单一的经典价键结构式来描述的分子结构问题。他运用量子力学的计算方法提出了“共振论”假说，并在现代化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1949年，前苏联化学界却掀起了批判“共振论”的狂飚。这场批判运动初起于苏联一所军事院校任教的г.В.切林采夫。他提出了一种不要用量子力学方法解释分子结构的理论，使得一种化合物只用一种表达方式。之后，塔切夫斯基和纱赫帕洛诺夫又发文，指责共振论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是资产阶级科学家中间流行马赫主义倾向的明证。继而，批判者们又将在研究有机分子结构理论上作出贡献的苏联化学家А.М.布特列洛夫(1874—1880年期间任俄国科学院院士)捧上“物质结构理论之父”的宝座，以与鲍林在世界化学界的地位相抗衡。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化学家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必须同“资产阶级”学术划清界限，拥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尊重科学事实和自然界的规律，维护科学真理。大多数化学家采取了自相矛盾的做法：既带着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肯定布特列洛夫是化学结构理论的奠基人，又以科学的态度肯定量子力学是结构化学的理论基础，既随波逐流地指责共振率的唯心主义实质，又厌恶而蔑视切林采夫的“新结构理论”，指出其毫无科学基础，必须废弃。1951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化学结构理论讨论会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矛盾：会议报告的起草者在政治上和哲学上使用了激烈的批判言词，“一致”认为共振论会象测不准原理一样滑向不可知论;但同时又说在结构化学研究中要使用归纳共振论时所用的全部数据。对科学真理的忠诚和对意识形态的皈依都要包容在同一个决议草案中。不过，绝大多数严肃的科学家确实不愿意用政治和哲学来评判科学理论。尽管切林采夫气急败坏地抨击共振论的支持者，并把包括科学院院长及化学各分支带头人物在内的26位知名科学家指责为“苏联化学界中唯心主义的卫道士”，但这不但没有获得一个人的支持，反而犯了众怒。由于切林采夫除了喋喋不休的“辩证唯物主义”聒噪和哲学攻势外，既拿不出任何研究成果，也不能根据他的理论预言任何化学反应，所以后来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只能客气地将他称为一位“热情的唯物主义者”，然而其化学和辩证法的基础都不扎实。相反，当1961年11月鲍林在莫斯科面对1200名听众讲述他的共振论时，却受到了尊敬和好评。

在一段时期，人们总是把哲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标准，把科学划分为唯物主义科学和唯心主义科学，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甚至连科学的基本原理也弄不清楚的人，却给科学去贴形形色色的政治或哲学标鉴，并挥舞大棒，大开杀戒。好在切林采夫没有爬上高位，他的权威和影响不算大。否则，象李森科那样挥舞起权杖的话，苏联的结构化学发展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