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

1961年秋，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杂志编辑部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由于工作繁重，与编辑部商议邀请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合作。约定三人轮流撰稿，各自选题，文责自负，并定栏目名称为《三家村札记》，署名吴南星，即吴晗的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字。每半月向《前线》杂志供稿一篇。《三家村札记》到1964年7月，共发表367篇，每人各写了20篇左右。《三家村札记》中文章的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具有相当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有些文章对“左”倾等时弊有所针砭，深受读者的喜爱。1965年，毛泽东多次点名批评邓拓、廖沫沙、吴晗的《三家村札记》，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发动了对“三家村”的围攻，诬陷“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同日，《光明日报》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诬蔑《前线》和《北京日报》“是资产阶级的阵地”。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陷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市委。与此同时，两报还刊载了“材料摘编”，并加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编者按》。5月11日，《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诬陷邓拓“是个叛徒”。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恶浪。不久，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邓拓含冤而死，吴晗被迫害致死。围攻“三家村”，实际是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还在各省、市、自治区大抓“三家村”、“四家店”，使“三家村”冤案祸延全国，许多同志受到打击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