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五)》原文与赏析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东汉汝阳(今河南上蔡)有一位高士袁安。冬季某日,大雪积地丈余,洛阳县令出来巡视,见各户人家都出来清扫积雪,还有人在要饭。县令到袁安门前,见积雪堆门,以为袁安已冻饿而死,命人除雪进门,却见他僵卧在内,又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要,袁安回答: “天下大雪,一般人都饿着,我不能再去求人家”。县令认为他是位贤士,就荐举他为孝廉。又传说古时有阮公其人,“见钱入”而当日就弃官归隐。本诗前四句并举二位先贤的故事,正上应“其二”末“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二句,可惜的是阮公的故事,久已佚失,只在陶潜本诗中留下了一点踪迹,后人已难知其详。“见钱入”,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无端送钱给阮公,他洁身自好,当即挂冠,二是阮公为生活所迫而勉强从仕以为给养,一旦生资稍有依傍(钱入),即弃官而去。从陶潜生平与诗的脉络来看,以后一种可能为大。

“刍藁”以下,即袁、阮二公事发论抒怀,刍藁是马草。莒,通稆,野禾。旧注均谓贫士藉马草以卧,采野禾而食,而知足长乐。而细探诗意,“刍藁有常温”,显然是上应“袁安困积雪”句而来,则“采莒足朝餐”,当应阮公事,谓弃官而去后常采野禾以为食。“常”、“足”则互文见义谓二贤虽饥寒交煎而知“足”常“乐”。唯以阮公事难详,则理解为合袁、阮二事以咏之亦未始不可,唯不当似旧注所说为泛说贫士。“岂不”二句打转,上句设问,二公生活难道不艰辛吗?下句作答,并非不苦,只是因为他们所忧惧的不在于饥寒。那么所忧为何呢?“贫富”二句伸足其意。原来人心中并不能无有物欲,安贫与求富二心常交战于胸,二公安贫乐道,以道义战胜了物欲,所以虽然枕刍食稆而常乐知足,没有一点戚戚不欢之色。于是诗人不禁叹美,二人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他们的清风亮节,冠于同类而衣被一方,当然更为万世崇尚。“冠邦闾”上应一、二句袁安僵卧陋巷,则“映西关”当应三、四句“阮公”去官,于是可知阮公为西关阮公。“至德”、“清节”互文见义,融二典为一,关合全篇。

全诗虽咏的是贫士,但读来骨气端翔,风力轩扬,这固然由于诗的立意从道胜着眼而非叹老嗟贫;也因为诗歌作法上的健劲。

自曹植等建安诗人起,就十分重视诗的起句,有“工于发端”之称。本诗继承了这一技法,试想,二典如果互易位置,以阮公弃官居前,气即不扬。今以袁安典居前,积雪映高士,又继以“邈然不可干”,一种穷且益坚,睥睨世俗的傲兀意态,即轩昂纸上,使起笔即有高扬之势。

开合自如,顿挫简捷的结构,也增强了本诗的力度。首尾双起双结,遥相呼应是显而易见的,结末的“至德”、“清节”更将起首二典四句傲兀意象的内含剔抉,升华,达到了超远的精神境界;而这一升华的关捩在中间四句。“刍藁”、“采莒”分承双起两典,而“常”、“足”二字互文,由叙启论,由分向合;再以“岂不”二句问答合二为一,并转折诗意,引出道胜之义,结末再散为二事,以“至德”、“清节”互文相照,更上一层楼。这一结构在陶诗一贯的顺畅之中见出开合擒纵之力。使盘礴意气,在分合中得到充分的抒发,在顿挫中显出夭矫之力。意气夭矫盘礴也是同时代谢灵运诗的主要特色,但陶诗完全不落痕迹,一任自然,是较胜于谢诗处。

用典自然贴切也增强了本诗的浑厚之感。袁、阮二典分启寒饥二端,本已甚精,更妙在切合诗人本身行事。陶潜晚年饥卧数日,江州刺史檀道济使人以酒肉馈之,诗人麾而去之,此事虽与作诗之时间先后难以确定,但可以看出陶潜晚年虽病而不轻易求人,特别是请名利场中人援手的品格。

由此亦可推见阮公一典之深意。《归去来辞》序曾自述仕隐经过: 因家贫,耕植不足自给,而屈己从仕小邑,在官八十余日,即去仕归隐。按东汉高士毛义,以家贫亲老,不择仕而官,一旦母去即不仕,张奉赞之,谓其为亲而屈己。阮公之事当与之相类,陶潜用之,正切自己当初出仕之心曲。所以二曲虽饥寒并举,却是由今及昔,尤见感情的深沉。诗的后半部分,字面意思甚明,而其实亦用二典,“所惧非饥寒”用《庄子》中事: 原宪居蓬蒿中,二日一炊,子贡结驷连骑以访之,曰“甚矣,子之病也!”原宪答曰“予贫也,非病也。”原宪不以贫为病,后人称之为“忧道不忧贫”。“所惧非饥寒”正其意。“贫富”二句用《韩非子》事: 子夏曰“吾人见先王之义,出见富贵,二者交战于胸,故臞(瘦);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道胜无戚颜”,正是战胜而肥,心广体舒之状。二典由不忧病到道胜,层层推进,含义极浑厚,却以浅语出之,有绎之无穷之感。

这些就是本诗所以风骨凛凛的作法上的因素。

《咏贫士》七首在诗史上的意义极可注意,从诗体来看,它合阮籍《咏怀》与左思《咏史》于一体,钟嵘谓陶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合《咏贫士》观之,正可见建安正始之风由晋而宋之传承。再以反观陶潜他作,可见洵如朱熹所云,陶诗之平淡之下实有豪放,“但豪放得不觉来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因此这一类诗,正是解开陶诗与建安风骨关系的钥匙。

从诗章组织看,组诗虽不起于陶,但如阮籍《咏怀》、左史《咏史》等,均各诗并列,是相近题材之组合。而《咏贫士》七首,有总有分,首尾呼应,脉络贯通,将组诗形式推进到新的高度,启后来杜甫《秋兴八首》等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