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诗歌·楚辞》鉴赏

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中叶，出现了《诗经》，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在2300多年前的战国后期，又出现了“楚辞”，为我国文学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新传统。自此以后，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才形成了“双峰并峙、两派分流”的新局面。特别是由屈原开创的我国诗史上的第一个浪漫主义高峰，是一个后人难以企及或超越的高峰，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楚辞的源流与发展

一、“楚辞”名称的由来

“楚辞”这个名称，在汉初就有了。这大概是楚辞系楚人屈原创始的，采用的又是楚地的诗歌形式、方言声韵，记叙着楚地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南楚地方色彩，所以称它为“楚辞”。它最早可在《史记·张汤传》、《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中见到。后经西汉刘向把屈原和宋玉等后学作品编辑成集，定名《楚辞》。这样，《楚辞》又成为《诗经》之后另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后世将楚辞称之为“骚”，或“骚体”，是因楚辞的代表作《离骚》而得名。

二、楚辞崛起因由

先秦诗歌在沉寂了二三百年之后，楚辞终于战国后期在楚地崛起，推究其原委，当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

首先，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楚辞产生的年代，正是社会发展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变革使楚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并产生“图霸”愿望。在争霸中，又对文学艺术提出了适应其发展的要求。于是促成了文学的深刻变革。

同时，在奋发图强中，又使楚人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不忘国仇的民族反抗精神。但在屈原生活的年代，却是楚国由盛转衰，陷人内外交困时期。作为时代歌手的屈原，在祖国历史转折的关头，哪能无动于衷?楚辞于是应运而生。

再从文化渊源看，从《楚辞》总集的各诗篇中，可看出它的来源主要有二。这就是：一是楚国文化传统(包括楚地流传的民间歌谣，如《九歌》等)。楚辞以前的文化，主要是神话、寓言和叙述文学。“楚辞是保持了原始民族风俗的文学”(姜亮夫语)。作为北方文化系统的《诗经》，多短章，多叙述性质，极少神话成分，而楚辞则不同，多抒情，少叙述，且神话色彩极浓，这正是南楚文化特征的反映。东汉王逸在《九歌章句序》中：“(楚地之俗)信鬼神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人不仅在祭祀时载歌载舞，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喜爱乐舞诗歌。而且楚地流传着众多神话传说，成为楚文化的一大特色。正是这些原始活力、怪诞物景和神话故事，构成了楚原始艺术浓烈的浪漫色彩。这个原始性质的艺术传统，就是楚辞茁壮成长的最佳土壤。二是《楚辞》与《诗经》所具有的渊源关系。这两部诗集，是两种文化系统的产物，似乎各不相干，但当梳理了楚辞发生原委之后，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诗经》中的“二南”(即周南、召南)之诗，实为“南风”、“楚辞”之异称。它们是这一带地方(汉水流域)的民间歌谣，后经乐官、文士们整理提高之后，录而传习的。因此，它的地方色彩虽没有后来楚辞那样的鲜明，但还是留有“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的痕迹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诗经》的“二南”确为楚辞作了先导，或者说，楚辞正是恢复了诗歌自己的地方色彩，如实地反映了南楚文化的本来面目。

在地理条件上，楚国的自然环境也给楚辞的崛起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和创作养料。南朝刘勰在论述“情景关系”时，认为屈赋之巨大成就，也受于“江山之助”。他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

当然，上述各项因素，都只是楚辞在战国楚地崛起的客观原因。它只是促成事物变化的外在条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事物的本身。这就是说，楚辞的发生与发展，还依靠这一新诗体的创始者本人的特殊条件。刘勰在《辨骚》的赞语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屈原并非一般文士，而是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爱艺术的一身笼数美的伟大诗人。楚辞这一划时代的新诗体，正是透过他独具的特殊素质而造就出来的。

楚辞的奠基者与代表者

一、楚辞奠基者屈原的生平及思想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他出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秭归(今湖北秭归县)。一般都说他“出身贵族世家”，实际上，“屈原虽系出于王室，但世逾九代，早已成为疏族，身家沦为‘贱贫’;他的前世固不乏显官，而以楚国制度，再世(或三世)而收爵禄，久已近于庶民，至多是一个没落的贵族”(用姜书阁考证)。他于楚怀王时位至左徒、三闾大夫，一度出使过齐国，说其联合抗秦。屈原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强国富民。在同反对势力斗争中，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于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他深感自己政治理想破灭，遂投汩罗江而亡。五十多年后，楚国终为秦国所灭。

二、屈原的后学

写作楚辞的作家，在当时诗坛上当不在少数。可惜，留于青史的作家与作品实在太少了。至今流传的除屈原之外，较有名的楚辞作家，在战国时期，只知宋玉和唐勒、景差等人。

宋玉，后于屈原的战国楚人，或称屈原的弟子。史载他曾作辞十六篇，但流传的只有《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和《九辩》等篇。现今认为最可信的只有《九辩》一篇。

唐勒与景差，与宋玉同时 《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皆佚;景差，未见《汉书》籍录。但刘向所辑的《楚辞》中，收入《大招》一篇，或题景差作。

在汉代诗坛“骚体”尚在延续。汉初，汉高祖大力提倡，自撰《大风歌》、武帝也曾有《秋风辞》、《瓠子歌》，而唐山夫人的《祭祀歌》，完全仿《九歌》而作的楚调。当时，长安有许多南方士人，都作楚调、楚声之歌。许多作品，均为后人辑入《楚辞》一书，流传至今。

楚辞作品通说

如上所述，战国时代楚辞作品传世者不多，主要是依恃刘向所辑《楚辞》总集而保留下一些作品，其中主要是屈原所作。因此，这里只介绍“屈作”。

一、作品分疏

按照姜亮夫研究，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离骚》为中心，包括《九章》、《远游》，并附《卜居》、《渔父》等篇。其主要内容是表达屈原一生的经历及抒发种种感情，同时也反映了楚国的现状与未来。

又一类是《九歌》。它是由屈原根据民间歌谣整理而成的抒情民歌式的组诗。

再就是《天问》一篇，专立为一类。因为它与以上几类不同，是屈子关于宇宙、人生和历史等若干问题的学术性强烈的哲理诗和历史诗。

《天问》是一篇旷古奇文，在此多说几句。郭沫若推崇《天问》是中国文学史的绝无仅有的奇妙作品。说它“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天地开辟以前，问到天体的构造、地上的布置，从神话传说时代问到有史时代，从身边的一些问题问到作者自己，而问得那样参差历落、圆转活脱，一点也不呆滞，一点也不重复，这真表示了屈原的大本领。”(见《屈原赋今译》)

王逸曾经说到它的由来，是由于看到神庙壁画，遂就其所画内容设问，且书于壁画上而成此篇。这真是无稽的附会。实际上，这是屈原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历史等一系列问题，采用了问答方式和诗歌语言，所写的一篇学术文章，或者叫哲理诗、历史诗。它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旧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深刻的探索精神，确是我国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奇文。

至于它的创作年代，郭沫若断为怀王末年前后，姜亮夫也说很可能写在屈子使齐之后、庄骄暴郢之前;又有人认为它是作者放逐之后的作品。但是兼观其内证与外证，《天问》当作于《离骚》之前，是屈原早期学术思想的总结。从篇中的语言和句式来看，同他的早期四言作品《橘颂》相仿，《天问》几乎通篇以民间神话传说的成语组成，基本上也是四言诗。可知，当时诗坛上尚流行四言体。由此可证，此诗写作年代是比较早的，不会是晚年作品。

二、作品的思想性

屈原的生活道路、政治生涯和创作活动，是同行并进，却又相反相成。在政治上，几经沉浮，屡遭困顿，最终陷于绝境。可是，他的艺术生命，却是异彩璀璨，豪光万丈，永生不灭。屈原作品之所以青春长驻，最基本原因是由于它们是用了最美、最坚的特殊材料构成的。这就是：

(一)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眷恋故土。作为一位爱国诗人，总是同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并为其贡献自己的一切。他怀恋祖国往日的辉煌，也寄希望于今朝国君猛省兴国，更为“党人”祸国殃民而愤恨;他对故乡、故土、故国的怀念是十分执著的，当他放逐之后，仍然想着死也要回到故土。他深切怀念故土，还由于他深深地同情人民、关爱人民。他切望国君行德政，以减轻人民痛苦与灾难。他是把爱国、爱民和爱乡三者统一起来加以观照，并赋予爱心的。

(二)为政治理想而斗争，始终不渝;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毫不留情。他是一位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旷古稀有的、宁为自己理想而捐躯的杰出政治家。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一首壮美、崇高的史诗。他的思想库中，既有楚国本土文化的成分，又有儒家思想观念，更有法家的若干法治精神。那么，他的政治理想是什么?要言之，就是“美政”。其具体内容，主要有：倡导“德政”，反对“苛政”;主张清明的“法治”，取销昏瞆的“心治”;实行举贤授能，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最后一条是：合纵抗秦，统一天下。

(三)批判地对待旧传统，勇敢地创树新观念。屈原的进步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的开明和艺术的创新上，而且在自然观、历史观上也显示出来。他善于独立思考，勇于追求真理，确是一位罕有的“疑古惑经”的文化勇士。这些思想，在《离骚》、《招魂》和《九歌》中，都有所反映，而在《天问》中，则全盘托出。他的怀疑与批判的方面，主要是：首先，把矛头指向“天命观”，大胆地蔑视与否定天国、神界和地府的显赫权威;其次，对宇宙旧说的怀疑与批判。如《天问》中对天文史上的“盖天说”、“浑天说”、“地方天圆说”和“天动地静说”等种种旧说，进行了诘问，使宇宙旧说震动，给后世以很大启示。再次，作品还怀疑和批判了若干古史记载和神话传说。对历史、人事方面也提出若干令人深思的问题。比如，关于鲧与禹的功过，共工触不周山使“地倾东海”之说和远古王位的更迭，以及传说人物的降生等等。

屈原就是依仗着自己的博学、睿智和广宽视野，对古代天文、地理、哲学、历史、政治和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旧说，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表现了求真、求是的认真探索精神。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肃然起敬。

三、作品的艺术性

楚辞，这一新兴诗体，在创作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读了作品，就知道，浪漫色彩渗透和笼罩在作品的各个方面，其程度十分浓烈，从以下若干方面可以看出。

(一)放手驰骋丰富想象，热烈追求理想世界。在屈原作品中，所见的尽是丰富的想象和放飞的幻想。因为要渲泄强烈而巨大的情感洪流和描绘瑰玮超凡的理想世界，只有让想象翅膀超越现实，凌空翱翔，才能营造一个非凡境界。最突出的作品就是《离骚》，还有《招魂》等。

(二)大胆引入神话传说，巧妙改造民间艺术。屈原引入大量神话传说，既不是为了传播迷信，也不是单纯的流传，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材料有目的地加以引进。比如《天问》中的大量引进，目的有三：一是为了阐明诗歌主题;二是为了重评它的价值;三是帮助自己驰骋想象，或者为作品立论提供充足的证据。至于《九歌》中所述的神话故事，其目的更加清楚。正如宋人朱熹所说：“……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这段文字，为屈原改定《九歌》，作了确切的注脚。

(三)挥洒奔放言辞，运用衬托、夸张手法。楚辞的语言形式打破了诗经时代那种板滞的四言格局，出现了句式长短自由、用韵灵活和语言奔放的新局面，从而使诗歌言辞更加口语化，更突出楚声、楚调的地方特色。为了突出显现诗中的各种形象，作者常常以美好奇伟的事物来进行衬托和夸张，收到更佳艺术效果。

(四)大量借助香花、芳草和禽鸟，出色描绘环境和塑造人物。作者在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上，除了运用一般表现手法之外，特别重视比喻、比拟手法的巧妙驾驭。读过楚辞，特别是《离骚》，在眼前就会出现一座雕像——高冠长剑，兰佩荷衣，理想高远，忠贞满怀，情绪激昂而哀怒，意欲远游而徘徊行吟的爱国志士的高大形象。这是屈诗中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的自我塑造。它所用的“材料”就是：薜芷、秋兰、坠露、秋菊、芰荷和芙蓉等等奇草异木。特别引人的是在《湘夫人》一诗中，诗人竟一口气动用了碧荷、荪草、芳椒、金桂、辛夷、白芷、薜荔、幽兰、芳蕙和紫贝、白玉等数十种异草嘉木和美贝玉石，多彩地描绘了环境，烘托了气氛，真切地表现了湘君纯洁而专注的爱情。这正好同《湘君》篇中的湘夫人百般相思之情相契合。

从影响中看楚辞历史地位

通览屈原全部作品，可知他确是我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杰出语言大师之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不仅是南楚文化的精华，而且是我国文学史上同《诗经》并峙的奇峰，其影响之深远，出于人们意料之外。

楚辞发展到汉代，曾经是当时的主流诗体，但后来随着骚体末流所起的消极作用，逐步为汉代新诗体——乐府民歌与文人五言诗所取代。这是文学史上的自然淘汰，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骚体”在汉代虽然遭到衰歇的命运，但它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却是永不泯灭的。

其实，汉代及后世的乐府民歌和文人五、七言诗，以及汉赋和后世的辞赋等文学样式，都从楚辞脱胎而来。比如辞赋中一个显著特征——即夸张铺陈、细致描写等手法，都是从楚辞中衍生出来的。

如果就楚辞作品所蕴藏的人民性来说，后世则有更多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受其启发和影响。如阮藉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陶潜的《归园田居》，以及唐宋的陈子昂、杜甫和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都受其薰陶而创作了许多伟大作品。

楚辞对后来的传奇、散文、戏曲，以至书法、美术等姊妹艺术，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宋词、元曲中，以《渔父》为题材，演绎为戏剧的甚多。元睢景臣的《屈原投江》，以及《屈原问渡》等，都是有名的作品。在美术上，绘制《九歌图》甚众。六朝时就有人画了，画其全套者，在宋代李公麟之后，就有七、八种之多。元人赵孟頫、明人仇英和陈洪缓，以至近现代的徐悲鸿、傅抱石等国画大师，都画过《九歌图》。在书法艺术上，也有不少书家书写了《离骚》，特别是《九歌》。最早的唐代欧阳询、宋代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均书写过。明文微明，也有《离骚》帖传世;其女儿文淑还用篆、隶、楷各体写了《九歌》法帖。

以上这些，仅从楚辞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说的，至于屈原的爱国精神和伟大品格，对后世的影响则更大。

才华盖世，性近屈原的汉代贾谊，就由于“为人学屈子”，而遭受贬谪，因作《吊屈原赋》。百代良史司马迁，继承“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不屈精神，受宫刑之后，仍忍辱负重，发愤著述，而完成了50多万字的史无前例的巨著《史记》。唐代大诗人李白，不但在诗歌创作上“继其踵武”，而且在为人品格上，也极端推崇，认为屈子及作品“悬日月”，永世长存。元、明、清以来，还有许多具有正义感的诗人、文学家，当国难临头之际，无不发扬屈子遗风，慷慨悲歌，创作类似诗篇传世。每逢古历五月五日，我国各地人民都以“龙舟竞渡，角黍投江”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这不正是他的伟大人格对后世影响的反映吗?其实，在十九世纪中叶，屈原作品早就译成多种文字，流播域外各国，且同哥白尼、莎士比亚、但丁共尊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