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研究《积极、充实、崇高的审美价值》

在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境界中，时间和空间既作为主题和动机构成的审美情感，同时又是审美意境存在的基本方式。对待时间和空间的审美态度深刻地决定着艺术意境的基本格调和风韵。放在中国诗歌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毛泽东诗词以其对于时空的独特态度和审美倾向标志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崭新面貌和独特品质。

时间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为普遍的动机和主题，在中国文学所有具有原型意义的意象中，有关时间的意象是最丰富的。“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天地万象差不多都可以引动时间的感慨。作为有着浑厚悠久农业传统的民族，人们可以从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直接体验到与天地顺合和谐的温馨感受，然而时间的流逝却是唯一无可回避的痛苦。中国诗人的恐惧和伤感更多地来自于时间。中国诗人营构的超自然世界，也极少像西方文学那样着意于描写空间景象的奇幻与恐怖(如天堂和地狱)，而往往注意那些迥异于人间的时间标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虚幻的想象充分反映了痛苦的深重，由于中国人意识里普遍地缺乏来世永恒不灭的信念，在无限的宇宙时间面前便极易于产生悲观虚无的痛苦感受。这是一种特殊的悲剧性崇高感。这种悲剧崇高是这样一种情况：“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崇高和滑稽》)中国大量的怀古诗、咏史诗几乎都是建立在这一情感基调之上的。然而，细细辨来，中国古代文人对待时间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致来说，有两种不同的精神取向。一是历史主义的，充分肯定个人参与的历史价值，在历史时间的长河中把握个体一次性生命的意义。由于肯定社会参与的价值，所以就特别重视个体生命的时效性。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为恢复周礼而奔走呼号;韩非不甘寂寞草处，入关向秦，汲汲功名。然而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泱泱大国专制黑暗的现实和君主贤愚不一、治乱往复的历史怪圈是无可选择的前提，“遇”和“不遇”便成了无可究诘的命运。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人的生存环境又是无可选择的，这构成了人生的大悲剧。一旦时命不对，生命便立即宣告作废。屈原“曾觑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又希望“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时”。但历史的车轮是不容许等待的，悲怨便指向时间。由此我们理解到这份感伤里包含了对个体社会历史价值的肯定、贪恋和执着。对待时间的个人主义态度则是视人的社会历史价值为虚妄，珍爱作为宇宙一部分的个体的自然生命。一切价值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宇宙是永恒的。人的生命是宇宙自然先天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把握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真谛。“自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历史无意义，未来也虚妄，只有眼前一酒杯，自成天地一是非。基于对个体生命的维护、珍爱，热烈者秉烛夜游，及时行乐，加快欢乐的节奏以争取生命的容量;平和者齐生死，泯有无，乐天委命，怡养天年，旷达地面对死，从容地享受生。

毛泽东面对时间既不作“怆然涕下”之感伤，也不容“迁逡次而勿驱”之等待，而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体现了一往无前、彻头彻尾的历史主动精神。1920年12月，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中这样表达他的暴力革命思想：“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书信选集》)这样的火急不缓之情，正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崭新内容。在这里不存在与时乖违，遇与不遇的问题，是自作主张，自写历史的主动过程。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方向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使命的感召下，需要的只是争分夺秒!这是一种积极奋进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感。

毛泽东之注重“现实”，注重当下功业，这与古人对待时间之个人主义态度又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之“现实”，并非个人之“现实”，而是社会之“现实”，是国家、民族，人民命运之“现实”，他一生从未把精力放在“养怡之福，可以永年”上，毛泽东所充分肯定的“现实”、“今朝”，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现实”，是整个阶级、人民的“今朝”。他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使他把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于整个世界的事业当作个人的事业。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讲了这样一番话：“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里，国家的状况与个人的感受已浑然莫辨。他以国家、民族之忧为忧;同样也以国家、民族之乐为乐。他在“天地翻覆”、人民的胜利中体验人生的快乐。他在诗词中反复肯定“这边”(空间)“今朝”(时间)，反映了他从中体验到有关人生价值的美好感受，包含了他对自我成就的自信和自豪。毛泽东在现实的成就感中体验超时间的快乐和自由，而传统道释在安时处顺，随缘适性中放弃时间的感觉，想象虚幻的超逸境界。同是超越，道释莫掩其精神实质上的苍白无力，而毛泽东之超越，显示了唯物主义者的真力实意。如果单从个体生命存在的角度立言，毛泽东的一生可谓体现了历史主义与个人主义，“大我”与“个我”两种理想的完美结合：毛泽东以社会为领域、为对象实现了生命成就的最大密度，虽然他晚年对他的事业常表现出意犹未尽之感。只有毛泽东才实现了人生的真正潇洒和充实!

毛泽东之注重“现实”又不满足于一事一役，他把积极的追求推向了整个生命，正所谓“生命不息，奋斗不已”。他说：“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伦理学原理批语》)这是一种充分个性化的思想，洋溢着生命鲜活的美感。毛泽东没有古人那种“功成身退”的必要，更不习这种生活。他要不断地在社会的变化创新中体验人生的快乐。对于个人来说，事功本身最终不具任何意义，只有追求人生的这份意气和快乐才是生命的真谛所在。正如他在诗词中所写的，“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念奴娇·井冈山》)毛泽东注重“现实”事功，但又不津津其具体形迹。正是这种“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人生态度，使现实生活中的毛泽东极端反感于任何“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停止不前”的观点和行为;使艺术生活中的毛泽东避免了任何蹉跎岁月、哀叹无常、悲吟失意、及时行乐的伤感情绪和庸俗作风，而一直把人生激情的抒发和审美境界的创造(而不是事功的自炫)作为艺术的目的。

毛泽东的时间意识之比较于古人还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未来的理想。古人也具理想，然而多以复古的形式出现。毛泽东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根据自己对人类命运的独特理解，展开了对人类未来的想象和描述，并且建立了牢不可破的信念，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地驱动历史车轮去追随那理想的光环。这里，有“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热烈;有“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清平乐·会昌》)的兴旺;有“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念奴娇·昆仑》)的豁达;有“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的豪迈，等等。总之，一部毛诗，就是一部无产阶级理想蓝图和为之努力的奋斗之歌!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创新精神，完全是前无古人的。所以，在毛泽东诗词中，有着较之古人远为真切、生动、壮丽的理想启示录和理想感召力。如果说，热烈的情感是古典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毛泽东对革命前途的理想描述为浪漫主义增添了更为绚丽、辉煌的色彩。

在中国文化意识中，自然空间以其壮大、永恒、统一、自然、和谐，多被赋予肯定、积极的意义。大自然以其空间的壮大、生命的和谐、环境的幽静、时间的永恒经常地作为人们超越世俗之局促、乖违、喧嚣的精神乐园。同时，在另一方面，空间又以其苍茫博大反衬出人生的渺小，从而引起人生有限的悲慨。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他不同意这种情感，他说：“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伦理学原理批语》)这段话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空间的审美倾向：1.人生波澜更为可感;2.征服者履险如夷，以险为壮。毛泽东一生奋斗在社会的空间、历史的舞台、人生的疆场，以此为充实、为壮浪。作为这种现实人格的审美象征，毛泽东诗词中的自然意象一反古典的静谧与和谐，显示出强烈的动态气势。在主体形象与自然物象的关系上，也一反精神追寻、心灵“折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也如斯”的传统“情结”，而是视世界为梯米，玩寰宇如小球，喝令山岳让路，安排江河改道。毛泽东诗词中经常以神话传说和想象的形式设置一个俯视整个世界的角度，这完全地不是像古人那样出于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向，而是一个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胸襟的艺术写照。

总之，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又是一位诗坛巨擘。巨人有巨人的人生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巨擘有巨擘的诗词时空意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毛泽东的诗词世界中，他超越时空，调动时空，掌握时空，熔铸时空，革新时空，这是何等的时空意识，何等的潇洒情怀，何等的崇高气象!

毛泽东诗词的时空境界是二十世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伟大人格的艺术升华，体现了积极、充实和崇高有机统一的美感品质，因而具有前无古人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