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千万，蔡五百，

王新车，庾大宅，

主人愦愦不如客。

——唐·李延寿《南史·南平王略传》

这是一首南朝梁武帝时代的歌谣，以简练的语言尖锐地反映了在门阀制度统治下，封建官僚昏愦无能、贪赃枉法的社会情况。

门阀制度是封建贵族世家专制统治的一种形式。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家被称为门阀士族、世家大族。由这些门阀大族垄断政府中的重要官职，并且代代相传，成为世袭的官僚，这种制度即是门阀制度。它起于汉末，到南北朝时发展到极点。血统高贵的门阀士族与庶族平民之间等级森严，互相不能通婚，而门阀贵族的子弟虽然无才无德、昏愦不堪，却生来就要做大官。梁代有民谣如此说：“‘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即世家大族的子弟，只要长到能坐在车中不掉下来的年龄，就可以当“著作郎”的官，只要会说两句“体中何如”的客套话，就能够做“秘书郎。”这些当了大官的贵族门阀子弟，从小娇生惯养，于人间世事一无所知，只知游乐、清谈，致使政治腐败不堪。《民间为萧恪歌》就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封建门阀制度的黑暗。

据《南史》卷五十二《南平王恪传》记载，萧恪(ke)是梁武帝时代南平元襄王萧伟的世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从小就当上了雍州刺史的官。雍州即今之襄阳，是个交通要道。由于这位纨袴子弟“年少，未闲庶务，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辞，数处输钱，方得闻彻。宾客有江仲举、蔡薳、王台卿、庾仲雍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人间歌日：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江千万”是说萧恪的宾客江仲举贪赃所得已有千万之巨; “蔡五百”说蔡薳也成了家财五百万的大富翁。这里的“千万”、“五百”当然不一定是精确的统计，只是一种概数，以形客其财产之多。 “王新车”是说宾客王台卿坐上了华丽的新车招摇过市，威武异常; “庾大宅”是讲庾仲雍当官后捞了许多钱为自家盖起了很大的宅院。

据《南史》、《三国典略》等书记载，梁武帝听到这四句三言歌谣后，马上接下去说：“主人愦愦不如客。” “愦愦”，昏庸糊涂也，这是说萧恪作为主人却不如宾客管事。《乐府诗集》卷八十六载此谣时有一异文， “不如客”为“不知客”，也通，说的是萧恪作为主人十分糊涂，对下属贪赃枉法一无所知。从行文上看，这一句像是梁武帝加上去的，可能这位重视民间文学的皇帝也参加了这首民谣的创作。但也可能是他对这句原来即已在民间流传的民谣十分熟悉，所以在听了前四句之后，立即能接着说出它来。这一句是要害，点明了这首歌谣讽刺门阀制度的主题。这首歌谣对萧恪的揭露是如此有力，以致梁武帝不得不把他撤职，而以庐陵王来代替他当雍州刺史。当萧恪回到都城奉见武帝时，梁武帝即以此谣问他，使他十分狼狈，惭愧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首民谣言简意赅，是敏锐地反映时政的讽刺之作，它指名道姓地揭露封建官府的黑暗，其语言之精炼，思想之明快，却是很突出的。为什么它能以如此之少的语言，包容了如此之多的内涵?这得力于民间文艺中常用的“诨号法”，这是民间刻画人物性格的特有手法。外号、诨名是一个人具有感情色彩的形象符号。在这首民谣中，这些贪官污吏的嘴脸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千万”、 “五百”、 “新车”、 “大宅”，都以其财产代表其人，生动地说明了他们都是掠夺人民的暴发户、贪赃枉法的吸血鬼。

最后一句“主人愦愦不如(或“知”)客”，则更上一层楼，把贪赃枉法与门阀制度的腐朽联系了起来，使梁武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其说服力之强与揭露之深刻，便更加突出。从结构上看，这一句是一个转折，追到了问题的根源，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但这种转折又是非常自然的突进，说明如果不是门阀贵族的腐朽，暴发户们是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这就使主题大为深化了。

在历史上，民谣常常能敏锐地反映社会政治情况，一针见血地揭示出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有的民谣甚至还可以预兆未来。这本来是民意的反映，是广大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然而古人不理解这些，认为民谣如此深刻是由于它的作者不是凡人，而是天仙下凡——是荧惑星(即火星)变为小儿编唱出来的。在许多正史中将民谣放在“五行传”中，就是这个道理。封建王朝也常常因民谣反映了真实的社会情况，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所以也派人去采风，以民谣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梁武帝如此重视这首民谣，是有一定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