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许广平》原文与赏析
广平仁兄大人阁下敬启者，前蒙投赠之
大作，就要登出来，而我或将被作者暗暗咒骂。因为我连题目也已改换，而所以改换之故，则因为原题太觉怕人故也。收束处太没有力量，所以添了两句，想来亦未必与
尊意背驰，但总而言之： 殊为专擅。尚希曲予海涵，免施
贵骂，勿露“勃谿”之技，暂羁“害马”之才，仍复源源投稿，以光敝报，不胜徼幸之至!
至于大作所以常被登载者，实在因为《莽原》有些“闹饥荒”之故也。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所以倘有近于议论的的文章，即易于登出，夫岂 “骗小孩”云乎哉!
又，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编的报上，也比较的易于登出，此则颇有“骗小孩”之嫌疑者也。但若做得稍久，该有更进步之成绩，而偏又偷懒，有敷衍之意，则我要加以猛烈之打击，小心些罢!
肃此布达敬请
“好说话的”安!
“老师”谨训。
七月九日。
报言章士钊将辞，屈映光继之，此即浙江有名之“兄弟素不吃饭”人物也，与士钊盖伯仲之间，或且不及。所以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无论怎样游行示威。
【析】 随着鲁迅与许广平二人感情的逐渐加深，他们的通信也日益随便和恣肆起来，据近年来影印的《两地书》原作看来，第33封信后所注“其间当缺往来信札数封，不知确数”者，实有几封措词及形式都非常别致，内容也非常亲密的往来信件，碍于《两地书》编印时的形势，不得不暂时抽去。这封信正好承接抽掉的几封之下，其轻松的风格，当然流韵袅袅，令人读之忍俊不禁。
该信从许广平的投稿谈起，具体是哪一篇无从考究了，但不外是原来题目与结尾都有不够稳妥之处，鲁迅已代为改过。许广平见后，恐怕是鲁迅偏爱太过，勉强录用，故来信表示不安。而鲁迅则由此生发开去，谈到《莽原》的用稿原则：一、“要多登的是议论”。因为可以直接抨击社会，议论时政，发挥更强的战斗作用。二、反对虚伪。什么 “花呀”、“爱呀” 乃至 “死呀”、“血呀”的诗和文章，都在不用之列。因为这些无病呻吟，只会腐蚀人们斗志，间接为统治阶级效劳。三、“新做文章的人”“比较易于登出”。这是指一般文学新人的新作，多蓬勃有生气，比起那些四平八稳的 “成熟”文章反倒给人耳目一新、带来力量。所以鲁迅喜欢录用。这里也包含着积极发现、扶持、培养文学新人的深心，并非是“骗小孩”——因爱人而徇情的。以上三条意见，可视为鲁迅的编辑原则。它们集中地反映出鲁迅编辑思想的特点：战斗性和真实性;也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出鲁迅革命的文学观。
然而，这样充满战斗锋芒的内容却是通过最陈腐的旧式信札书写格式表达出来的。信件一开始即戏称“广平仁兄大人阁下”，“兄” 前加 “仁”，“兄” 后接“大人”又“阁下”，可知鲁迅的戏谑，也可见他对许广平的亲热。信中凡直接提及许广平及其有关之物件处，皆依旧式移行顶格来写，如“大作”、“海涵”而对对方一些言行(故意“栽赃”给对方的)，亦冠之以敬词，如“责骂”、“尊意”;其中又故意夹以刻意营造而文词又自然的对仗，如 “勿露 ‘勃谿’ 之技，暂羁 ‘害马’ 之才”。实是以旧书信之死格式，开旧书信之大玩笑。文中时而以诚惶诚恐之笔调(如开头)，时而出爱之甚而责之重的感情 (如结尾)。朗读全信，铿锵有致，令人莞尔，收到特殊的喜剧效果。古文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封信正是在轻松的嬉笑中，成就了严肃文章的例子。
落款中书 “老师”，且用引号，将这轻松的风格沿续到底。
信末的补充讽刺了章士钊的将下台，屈映光之将接任，然为 “伯仲之间”，可知均系一丘之貉，换汤不换药。“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无论怎样游行示威”，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所在。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果然，七八个月后的1926年3月18日，北京就发生了段祺瑞政府枪杀和平示威游行学生的血案，中外为之震惊。而鲁迅早就提倡“壕堑战”，指出示威游行之无用，真是目光精锐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