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原文与赏析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初看似乎有些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着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所以外人倒是好的。” 外国人也说道: “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老着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 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 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 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析】 本文是1927年2月19日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词。

这篇讲演直接针对的是当时香港的情况。当时英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香港的统治,大肆提倡尊孔读经。香港总督、英国人金文泰鼓吹“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说什么“华人子弟”“徒然侧重外国科学文学,对于中国历代相传的大道宏经,反转当作等闲,视为无足轻重的学业,岂不是一件大憾事”。他们利用孔子的生日,由香港总督亲自督促,大搞尊孔活动。一些反动分子公然宣称,他们这样搞,就是为了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所谓“免于赤化宣传”,反对青年参加革命。可见,当时香港的尊孔读经是为英帝国主义者统治香港、镇压革命服务的,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这一讲演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复辟倒退逆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就是这股逆流在文化上的代表。“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等买办文人,大肆提倡整理国故,妄图引导青年钻入故纸堆。这两股势力的合流,反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互相勾结,利用老调子反对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在香港作了这篇著名的讲演。

这篇讲演一气呵成,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内反动派,南北呼应,华洋合流,利用封建文化,借以达到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为了揭露帝国主义提倡尊孔读经的用心,鲁迅对老调子——孔孟之道,进行了深刻分析,把它比作杀人不见血的 “软刀子”。鲁迅追溯历史,总结出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宋元明清一代一代就是这样灭亡的。“软刀子” 的比喻,形象地揭露了老调子的反动作用。

进而,鲁迅通过与 “钢刀” 的对比说明 “软刀子”的危害。老调子这把“软刀子”和刀枪等“钢刀”不同。“软刀子” 割头不觉死,而 “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崇奉孔孟之道,不仅由于看中了它的反动性,而且也由于看中了它的欺骗性。

讲演的重点既在揭露帝国主义唱老调子的罪恶目的,文章发展下去,就必然要追溯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对待中国的态度的转变上。鲁迅说,过去“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后来“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说什么“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这就是“改用软刀子”。透过这种策略的变化,鲁迅识破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革命两手。从武装侵略到利用中国自己的文化来收买和麻痹人民,这表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称赞中国旧文化,是“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中国人民,让你腐败下去”。这“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难要愈深的!”这是多么深刻的揭露,多么愤怒的控诉啊!所以保存中国的旧文化,就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讲演通篇是用具体事例和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的,没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没有空洞抽象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生动、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如第3段说明凡是老的、旧的事物都应该死亡。这个道理比较抽象,论证起来不容易,可是鲁迅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把它说明白了。鲁迅说,中国人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如果真的永远不死,则地面上早就挤满了人,后人无法容身了;如果真的尸体不烂,则地面上早已堆满了尸体,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这就从反面证明了上述道理。又如第11——14段,分别举出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历史事实,证明反动统治者唱老调子是只顾自己便利,不管人民的死活,其结果是唱完了国家,唱完了民族。这样就把深刻的道理寓于历史事实之中,使听众或读者感到实在、生动。

这篇讲演注意用辩论的方法来论证说理。抓住错误论调的要害给以反驳,在反驳中说明道理,战斗性强,有说服力。如当有人说: “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鲁迅反驳说:“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不觉得有害,恰恰说明有害。鲁迅紧紧抓住关键性的一点,进行反驳,说明当本来是借口中国人 “野蛮” 而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改用“软刀子”,赞美中国古代文化,那就是“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到了”。这样,寥寥数语,斩钉截铁,把对错误观点的驳斥和对帝国主义的揭露,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不容对方置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