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萧军、萧红》原文与赏析
刘吟先生：
八夜信收到。我的病倒是好起来了，胃口已略开，大约可以渐渐恢复。童话两本，已托书店寄上，内附译文两本，大约你们两位也没有看过，顺便带上。《竖琴》上的序文，后来被检查官删掉了，这是初版，所以还有着。你看，他们连这几句话也不准我们说。
如果那边还有官力以外的报，那么，关于 “脑膜炎”的话，用“文艺通信”的形式去说明，也是好的。为了这谣言，我记得我曾写过几十封正误信，化掉邮费两块多。
中华书局译世界文学的事，早已过去了，没有实行。其实，他们是本不想实行的，即使开首会译几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办，没有陌生人的份儿。现在蒋死了，说本想托蒋译，假如活着，也不会托他译的，因为一托他，真的译出来，岂不大糟?那时他们到我这里来打听靖华的通信地址，说要托他，我知道他们不过玩把戏，拒绝了。现在呢，所谓“世界文学名著”，简直不提了。
名人，阔人，商人……常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我就知道不少这种卖血的名人的姓名。我自己现在虽然说得好象深通世故，但近年就上了神州国光社的当，他们与我订立合同，托我找十二个人，各译苏联名作一种，出了几本，不要了，有合同也无用，我只好又磕头礼拜，各去回断，靖华住得远，不及回复，已经译成，只好我自己付版税，又设法付印，这就是《铁流》，但这书的印本一大半和纸版，后来又被别一书局骗去了。
那时的会，是在陆上开的，不是船里，出席的大约二三十人，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爱罗先珂却没有死，听说是在做翻译，但有人寄信去，却又没有回信来。
义军的记载看过了，这样的才可以称为战士，真叫我似的弄笔的人惭愧。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现在文坛的无政府情形，当然很不好，而且坏于此的恐怕也还有，但我看这情形是不至于长久的。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但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倘用文章来斗争，当然更好，但这种刊物不能出版，所以只好慢慢的用事实来克服。
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 (因为生活大抵是苦的)，这于战斗是有妨碍的。但是，被压迫的时候，大抵有这现象，我看是不足悲观的。
卖性的事，我无所闻，但想起来是能有的;对付女性，南方官大约也比北方残酷，血债多得很。
此复，即请
俪安
迅 上 十二月十夜。
【析】 这是鲁迅给萧军萧红的第九封回信。
信一开始，鲁迅仍谈到自己的身体，继续释慰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担心。接着对萧军提议用“文艺通信”的形式在报纸上对目前所谓鲁迅患“脑炎”的事辟谣，表示同意。因为天津《大公报》别有用心转载伪满《盛天时报》上捏造的这则谣言，造成许多关心鲁迅健康的亲友和读者的惊忧，鲁迅为此“曾写过几十封正误信。”对一些人的阴谋诡计，必须寻找适当时间、方法彻底予以揭穿。
针对萧军萧红询问中华书局要翻译世界文学的事，鲁迅告诉他们：此事“早已过去了，没有实行。”然后，又尖锐地揭出内幕：“其实，他们是本不想实行的。即使开首会译几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办，没有陌生人的份儿。”蒋光慈死了，他们就推说本来是想托他译的。这不过是骗人。假如蒋光慈还活着，他们也不会托他译的，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倘若他“真的译出来”，书局将会蒙上“赤化”的嫌疑，老板怎么会做这种“笨事”?所以，当那些人到鲁迅这里来打听曹靖华的通信地址，说是要托他翻译时，鲁迅立刻就拒绝了。他告诉涉世未深的萧军萧红，一些名人、阔人、商人，常常“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而实际上，他们或是明里招兵买马，暗中定人包办;或是以一些题目为诱饵，把进步青年引将出来，一网打尽。一些未经世故、不知底细的青年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钉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接着，鲁迅又用自己亲历的受骗上当之事对此加以证明。告诫萧军萧红，不可轻信，不可冲动。长期在复杂形势中的磨炼，使鲁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练就了敏锐的政治眼光。
看了萧军萧红信中寄来的关于东北义勇军的记载，鲁迅非常钦佩，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样的才可以称为战士”，并表示了严厉的自责：“真叫我似的弄笔的人惭愧”。由此，鲁迅联想到当时的文坛，特别是左联内部的闹分裂、夸夸其谈、故作激烈等不良倾向。
鲁迅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剖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病根所在。他首先指出：左联由文人们组成，而文人的“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这种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左联成立以前就“曾有过这现象。” 虽说左联起来时将它压了下去，“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再有就是“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当时还“没有现在似的压迫”，于是涌入了大批的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投机分子也混在其中了。他们“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的危险”。当压迫到来时，他们中的若干人就立即转向，或逃走，或卖身投靠，甚至卖友求荣。通过以上分析，鲁迅深深感到： 一个组织，其成员的素质极其重要，“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这是克敌制胜的坚实保证。
当然，鲁迅也看到，左联内部“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那时期上海大部分左翼作家生活都极为艰苦，身体也多半病弱，“这于战斗是有妨碍的。”
这两大段文字，是对当时左联内部组织情况的精辟分析，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质的透彻认识，对照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更显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后鲁迅伟大的洞察力。
尽管左联内部的情形令人忧虑，但鲁迅还是充满了乐观。对于 “现在文坛的无政府情形”，鲁迅认为“情形是不至于长久的”，“被压迫的时候，大抵有这现象，我看是不足悲观的。”
此外，鲁迅还在平静的叙述中揭出了当时充满了杀机的形势。信的开头，提及自己的译作《竖琴》上并无什么“过激”的几行序文也被删掉，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组织的远东反战会议的代表，似乎也有人被秘密捕去。统治者一手举笔砍削革命文学，一手举刀砍杀革命者，残忍暴戾。笔调平静、舒缓，却渗透了满腔的愤怒。
透辟的分析，尖锐的揭示，使这封普通的朋友信札带着很强的战斗性。对中华书局 “组织” 译书的 “热闹”的撕破，对那些“卖血的名人”的“把戏”的戳穿，都带着一刀见血的劲道，令人警醒而又痛快。形象化的说理，象文人性质的“东倒西歪”，“空谈之类……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等，又加强了信件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