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忽然想到》原文与赏析

七

大约是送报人忙不过来了，昨天不见报，今天才给补到，但是奇怪，正张上已经剪去了两小块;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温良》，又使我记起往事，我记得确曾用了这样一个糖衣的毒刺赠送过我的同学们。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

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喜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 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 “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 “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九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前一说忘却了谁的话，后一说大概是A.France罢，——都由他。可是他们的话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来，研究起来，一定可以消费许多功夫：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是否真是寿终，真在正寝，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写得好看一点。)我能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然而阎罗大王的请帖，大概是终于没法“谨谢”的，无论你怎样摆架子。好，现在是并非眷念过去，而是遥想将来了，可是一样的没出息。管他娘的，写下去——

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我近来才知道;可是动笔的九成九是为自己来辩护，则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这样。所以，现在要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Q已经捉过，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 “振振有辞” 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就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 的罢。

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普通认为romantic的，在中国是平常事; 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外，还装到那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鲁迅上。

【析】 随感的写法是自由的，一个小事件、小消息、时令、人物等等各种小小的触发，都可以带出深广的思考。本文便是由《京报副刊》的一篇文章连带出的思考。武者君在《温良》一文中把践踏者与奴隶分别比喻为“凶兽和羊”。作者却发现了 “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对于这种怪兽作者简明扼要地解释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如果不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人、不是一个对中国现实体察深切的人、是难于发现这一真相的，读至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察力的深刻。

作者以五四以后的学生们为例说明同一种人在不同情形的不同面目。学生们在虎狼一样的军警的枪托下是“羊群”，而结成了大群后也做了一些出格的举动。作者用 “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反话正说，揭露了敌人的凶暴。接着作者从老远的中国女人被压制谈起，把读者引入一条历史的深巷中，女人“简直并羊而不如”。转瞬间又把读者的眼光引到现实中高高的“校长”的位置上。前文称“中国的女人”，这里称“她”，这一细微的变动，把“羊”同“她”联系了起来。而雇用打手威吓女学生，开除学生等凶兽行径又出自于 “她”，于是“她”便集羊与凶兽于一身了。虽然作者未指出“她”是谁，读者却明白在写谁，此时杨荫榆女士也只好暗自叫苦，因为暗指之意甚明，网落罪名只字难觅。这是作者以隐晦、曲折的笔第一次为女师大的学生说话。在女师大风潮中还有一批站在杨荫榆一边的右翼文人，也被作者施以了无情的嘲笑。作者用拟物的手法写他们“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乞怜是羊，但仅是一面，因为“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这是对论敌的一种清醒的认识，提醒人们：那些人的凶兽的一面尚未暴露出来。

“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不仅仅存在过去、现在，在将来一定时期内都恐怕还存在，实际上那是国民的“卑怯”的表现，它将危及民族的存亡。在这里作者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批评，流露出了深广的忧愤。为了挽救中国，作者寄希望于青年，要求青年用新的战斗方法，“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是作者向青年传授的宝贵的斗争经验。最后强调，只有如此，令人诅咒的魔鬼，才会回到地狱里去。

本节紧扣中心论点层层深入，鞭辟入里。形象的比喻增加了议论的具体性，生动性，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文章第八节开篇解引笑话，令人啼笑皆非，大名鼎鼎的 “章士钊”被某报误印为 “章士钉”，随之又是某学究“愀然”而叹，以姓名揣度人已属荒谬，而这位学究居然谬之又谬，谬得可笑，谬得可憎，完全是一幅抱残守缺的卫道士嘴脸。笑话毕竟只是一个由头罢了，对“淦”的解释，也并非作者要作考据，确切的本意不多计较，除了个别人名、地名 “这粒铅字简直是废物”。“淦”字何罪之有?其实作者仅是把它作为文言文的一个典型看待，所以宣布“淦”是“废物”无异于宣布文言文是具僵尸。掀起文言文逆流的章士钊虽未着一贬词，然而讽刺的机锋，又使其如芒刺在背，这种“弯弯曲曲”的措辞其效果往往甚过锋芒毕露的正面指斥。

“至于 ‘钊’，……; 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是一过渡句，把内容从反对文言复古，引入了对残暴军阀的揭露。如果说某学究的“愀然”只是一个令人嗤之以鼻的笑话，那位某阁员却在闹一个带血的笑话。作者模仿某阁员的口吻、声口毕肖，描绘出了一幅专横、愚蠢的尊容。循着阁员的可笑逻辑，证实了李大钊是“大刀王五一流人”。把一个堂堂的教授与一个闯江湖的镖客等而视之，这种荒唐的推论便不攻自破。

由 “钊” 而联想到做学生时碰钉子的经历。一位“学者似”的职员叫“钊”为“钧”，成为“我们”的笑柄，而“我们”却差一点被开除。尽管如此，作者对职员的无知与滑稽仅是一种取笑罢了，而“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很显然矛头又对准了杨荫榆。文章上下文过渡得天衣无缝，把“总办”说成“校长”，看似不经意，却又颇具匠心。作者的杂文常常在朴实的语言中，暗藏讽刺的锋芒，使读者为之笑出声来。“缅怀古昔”是对杨荫榆的“高压手段” 的嘲讽与指斥，其卑劣连清王朝的 “总办” 都不如，所以 “怀古” 亦即讽今。

本节以一个“钊”字组接全篇，展开广阔的联想，体现了放得开、收得拢的章法特点。

第九节是以书信为主体，在信前有一番关于写此信的想法。关于“回忆”的引文，为信的正文埋下了伏笔。接着引出“高尚”的学者，嘲笑其远离现实的无聊的研究。所谓“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是指那些欧化文人所持的文艺观念充斥的文坛，“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 则是对女师大开除六名学生自治会干事的旁敲侧击。文章思路看似漫无边际，仔细品尝却结构紧凑，浑然一体，上接“寿终正寝”，下迄“阎罗大王的请帖”，首尾贯通。“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份”是暗刺陈西滢，因为陈西滢曾说丁西林不屑为涉及自己的剧评“自低身份去争辩”。作者申言“动笔的九成九是为自己来辩护”，但在本信中却不止于辩护。

从信的开头可知这是一封迟复的信了，所以离不开回忆，也照应了上文。指摘《阿Q正传》 中抓阿Q用了机关枪，“远于事理”，本来就是未读懂小说的指责，是不屑一顾的。作者一两年后才来不厌其烦地答复，显然是在借题发挥，其真正用意在于对执政府以机关枪对付请愿学生的残暴行径的鞭挞。作者用一种隔岸观火的口气对对方说：“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 ‘振振有辞’ 了。”这冷冰冰的言词，掩饰着作者切齿的痛恨，在这慢吞吞的节奏中，展示出执政府的杀机四伏。与之对照的却是“郁郁乎文哉”的学生，他们“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这不单是表明学生请愿手无寸铁，还妙在从阿Q的眼中看学生请愿。如果有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等等在阿Q的眼中，自然是“造反”、理应杀头，而执政府连阿Q都不及，居然对“怀中一纸书”的学生架起了机枪，文章从侧面揭露了反动派的虚弱和凶残。作者继续以阿Q为幌子，夸大阿Q事件的严重性，并意味深长地提醒说“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以现在推断过去，说“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言过其实”。表面上为自己写抓阿Q用了两架机枪辩护，犀利的笔锋却直刺执政府的残暴。这种以虚写实的手法，常常使论敌防不胜防，从而施以猛烈的攻击。最后作者告诫说“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中国的军阀统治同印度的宗教恐怖一样，人们常常都可能遭到不测。最后一句“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外，还装到那里去呢?”颇令人咀嚼。土谷祠乎?执政府乎?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如果说阿Q寄居的土谷祠是一个封建残杀的象征，那么北洋军阀执掌的执政府就是封建专制的一个堡垒。

本文以阿Q为由头，借题发挥，以虚写实，语言诙谐而泼辣，是“匕首”“投枪”，又能给人“愉快和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