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小品文的危机》原文与赏析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 “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吉》，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 “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八月二十七日。
【析】 对于林语堂等提倡的那种“冲淡闲适，抒写灵性”的小品文，鲁迅是反对的。在此期不少文章中，也都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这种反对的态度。鲁迅此文，也是这样。
用鲜明生动的物象作比喻，以物拟人或以物拟物，阐明深刻的道理或揭示事物的底蕴，是鲁迅写杂文常用的笔法。所谓小摆设，原是旧绅士家庭中的陈设，如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以及锈得发绿的铜铸三脚虾蟆等。它们古雅、典重、精巧、玲珑，专供有闲有钱的士大夫和雅人们“清玩”，让他们“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小品文，从性质、特征或社会功用上看，就相当于这样的小摆设。这种小品文的作者和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使战斗的青年受其麻醉，丧失斗志，向黑暗势力妥协，渐渐变成隐士和看客，走上脱离现实、背叛或远离革命、消极避世的道路。
鲁迅深刻指出，即使在太平盛世，这样的 “艺术品”也实在渺小，没有崇高而永久的思想艺术价值，决不能与云冈的丈八佛像那样伟大的艺术作品相抗衡。何况在阶级斗争空前激烈，民族危机十分深重，中国人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谁还有闲功夫来赏鉴摩挲这些“小摆设”呢!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是坚固而伟大的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是锋利而能致敌死命的战斗的匕首和投枪。巧妙的比喻和借代，形象地阐明只有战斗的小品文才为时代所需要的道理，对林语堂进行了诚恳的批评与劝诫。
接着从正面立论，引用文学史上的事例，阐明“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中心题旨。林语堂等人以明末公安派文人为榜样，提倡写远离政治、抒发性灵的小品文。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小品文的生命是挣扎、抗争与战斗。“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写的 《谗书》，形式上为短章小品，内容“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皮日休和自号“江湖散人”的陆龟蒙都以隐士来自我标榜，但 他们的文章批判暴君，抨击时政，痛斥寡廉鲜耻的官僚士大夫，“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就是被林语堂、周作人称道的晚明小品文，“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正因为 “这种作风”，“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才在“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的“压制”之下，离开了战斗，也就失去了它的血肉生命和战斗光芒，而只会变成小摆设。
鲁迅更明确指出，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辉煌战绩和蓬勃发展，乃是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产物。从艺术风格看，既有取法于英国的随笔的幽默和雍容，也有显示白话文艺术魅力的漂亮和缜密。它们都是新旧文学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所诞育的宁馨儿。现在，林语堂等人“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使它成为名人雅士客厅里的“小摆设”，必将使青年“由粗暴而变为风雅”，这正切合反动统治者的心愿和要求。
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鲁迅，从小品文的危机中看到了它的生机与转机。他一方面预言“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另一方面却宣告：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泾清渭浊，两条道路，两种小品文的不同发展结局，赫然展现在读者面前。鲁迅对问题的分析是全面的，他还强调，生存的小品文也不是一味的战斗、呐喊，它有丰富的内容和生活情趣，也讲趣味，呈丽彩，“给人愉快和休息”，但却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的许多杂文，短小精悍，文笔犀利，句句切中要害而又析理周密，犹如闪着光芒的锋利匕首，本文正是这样的典范作品。思路开阔犹如天马行空，逐层推进恰似峰回路折，析理精微赛过密针织锦，对问题的看法没有形而上学和片面性，不是“小摆设”，却比任何的“小摆设”更精致、圆熟、含蓄、深厚，显现出战斗的小品文夺目的艺术光彩和悠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