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并非闲话》原文与赏析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 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 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 “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 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 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析】 二十年代中期，在围绕着北京女师大风潮所展开的严峻斗争中，资产阶级文人陈西滢以《现代评论》为阵地，用写作《闲活》的形式，诋毁学潮，中伤鲁迅，为反动势力张目。他散布流言蜚语却又故作“中庸”之状。鲁迅与之针锋相对，写了一批犀利深刻的杂文，给予无情揭露与有力批驳。《并非闲话》即是其中一篇颇具特色的论辩性杂文。

同敌手论战，鲁迅认为，与其辩诬，不如别辟蹊径，给论敌以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并非闲话》即是如此。面对陈西滢在《粉刷毛厕》这篇“闲话”中的攻讦诽谤，鲁迅不予置辩，而是着意于审“丑”观照中，将叭儿文人的卑劣行径摄入笔端，通过艺术“曝光”，予以再现，从而克敌制胜。其艺术表现手法多样。

首先，就近取譬，类比映照，讽喻论敌。《并非闲话》的“由头”(即开端)匠心独运，并未先抛论敌，树立靶子。而是采用 “题外话”方式，从《现代评论》 第一卷第十五期的再版与卖送谈起，由远及近，以虚带实，切入本题。5月12日，鲁迅在 《京报副刊》 上“发了几句感慨”①，为学生申张正义。时隔三四天，便“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十五期”。这期刊物系新印再版，且“特别卖的多，送的多”，使人顿生疑窦。经校勘，它与初版显然不同处，只是去掉了末叶的广告，使 《女师大的风潮》这篇 “赞同杨荫榆校长” 的文章“赤条条地露出”。而 “做” 文者未署真名，“送” 刊者也隐匿了身份。这段叙中带刺的文字，于隐约其词中示谕人们：身居黑幕的“帮闲文人”不过是心怀叵测、怕见光明的 “鬼蜮”。作者由此联想到 “琴心女士”②的丑闻，以此类比，缘事生议，佯装捣鬼乃“正人君子”惯用的伎俩。然后由此及彼，笔锋直刺论敌，“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其灵魂之卑劣，“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并非闲话》的 “由头”取类设喻，以 “丑”为镜，使陈西滢的“二丑”本相已露端倪。文章起始即先发制人，将论敌置于狼狈境地，为论辩的有力展开积蓄了文势。

其次，描绘特征，揭开假面，示其本相。《并非闲话》对“丑”的否定性观照，不重在外形，而是着力描绘与揭示其荒谬可憎的表现特征，活画出“叭儿文人”的丑恶灵魂。

表征之一： 曲折吞吐，欲盖弥彰。五月二十七日，鲁迅邀集六名教员，联名发表了支持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仅过两天，陈西滢抨击学潮，中伤鲁迅的 《闲话》也见诸《现代评论》。鲁迅不无揶揄地指出：“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一个“快”字，形象地再现了陈西滢那急不可奈的“帮闲”心态。为了掩盖本相，《闲话》闪烁其词，烟罩雾绕：《闲话》正要付印时，才在报上看见《宣言》。鲁迅一眼洞穿，这是障眼法，并给以剔肤见骨地剖析。《闲话》 以洋洋三段訾议 《宣言》，也是“文思泉涌”，有感而发。况且付印，“总该颇有些耽误”，但出笼之快，是“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由此足见，这并非局外人的闲谈偶议，而是蓄意之作。陈西滢急于为主人 “帮闲” 的丑态昭然若揭。

表征之二： 流言公论，貌似中庸。陈西滢在 《闲话》中施放暗箭，诬陷鲁迅，却又故作敦厚：“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宣言一出”，流言更甚，很觉可惜。鲁迅高屋建瓴，洞幽烛微，抓住敌论的要害是流言公论，貌似中庸。由是“伺隙乘虚”③砉然一击。因联名发表 《宣言》 的七人中，有六人都是浙江人和北大国文系教授，陈西滢便以“某籍某系”影射鲁迅等人是结党营私，鼓动风潮，传布流言。鲁迅就其荒谬逻辑，加以归谬推论，陈氏与杨荫榆同为无锡人，那么“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仅此一例，寥寥数语，戳敌要害。陈西滢自以为钢鞭的“据说”，却“只配当作狗屁!”《闲话》者，实乃流言也。而所谓“尊敬”、“可惜”这些堂皇之词，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与卑劣。以流言公论为武器，正是陈西滢“帮忙”嘴脸的自我暴露。

表征之三：颠倒是非，为虎作伥。大凡两面派都惯用谣言惑众的手法。陈西滢也是如此。他詈责学生“闹得太不象样”，理由之一，是竟然出现了 “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鲁迅以 《宣言》之摘录举证，怒而戟指，陈西滢对“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④的丑恶与凶残，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反而颠倒事实，为 “屠夫” 粉饰。“偏袒”二字，恰好成了他的自我写照。更甚者，陈西滢 “比学校为 ‘臭毛厕’”，寄望于反动当局清除打扫“万不可再敷衍姑息”。鲁迅愤激难抑，外化为辛辣的反讽，将叭儿文人替主子嗅着味道，助纣为虐的“帮凶”面目昭示于众。

文人“弄臣”，古已有之，而陈西滢集帮闲、帮忙、帮凶三任于一身;其卑劣丑恶，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假面被揭原形毕露，陈西滢乔装打扮的“正人君子”相即刻崩毁，而他的流言公论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并非闲话》以“丑”为象的审美图式，融情于事，结情为理，寓理于形。内在情思与外在形式的“异质同构”，将腐朽化为神奇。它既是战斗的“匕首”或“投枪”，也是一朵溢香流彩的艺术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