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忆韦素园君》原文与赏析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 “未名” 一但并非 “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 ——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 (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 (F.van Eeden)，绍介了爱伦堡 (I.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 的《四十一》。还印行了 《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 《君山》，静农的 《地之子》和 《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沾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析】 这是一篇怀人之作，是一位长者对一个后辈青年的回忆。也许由于鲁迅所作 《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留给广大读者印象太深了，人们对这篇文章就忽略了。只要读过此文，一个正直无私，办事极其认真，有着鲜明个性的青年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鲁迅是从两个方面给我们描绘韦素园的。

首先是从韦素园如何看待社会重大事件和怎样对待工作来看他的优良品质。韦素园去世后，从一些回忆文章中，人们知道他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参加过CY (共产主义青年团)，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过。但鲁迅并不知道这些，鲁迅只能从他的表现看他的为人： 一，当 “女师大事件”发生，段祺瑞新派的校长林素园接管了学校后，“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中，有好一晌竟憎恶 ‘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由于鲁迅不愿和他通信的人受到牵连，他烧去了韦素园给他的信，但从鲁迅给韦素园的复信中，仍可看出端倪。鲁迅于1931年2月2日给他的信中说： “我的敌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努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并希兄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二是写韦素园极端认真的生活和工作态度，以致为了工作将生命置之度外。鲁迅说：“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在本文中，鲁迅除了举韦素园对“女师大事件”的愤慨之情外，他突出地举了他与高长虹的冲突的事例。高长虹因韦素园没有刊登他推荐的高歌、向培良的稿件，便对韦素园大骂，还逼着鲁迅就此事表态，由于鲁迅没有表态，他连鲁迅也大骂起来。韦素园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不仅写信给鲁迅说明情况，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但如鲁迅所说，一向狂妄自大，以 “天才” 自居的高长虹是决听不进去的：“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鲁迅说：“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高长虹之所以如此专横跋扈，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未名社出版的刊物名为《莽原》，这是鲁迅原先主编的刊物，高长虹为其中一员。现在未名社既袭用了此名，高长虹也就认为他是当然成员了。对此，李霁野予以纠正并补充道，“所以莽原社是未名社前身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未名社成立只有六个人：鲁迅、曹靖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和我，以后高长虹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卷入 ‘狂飙’，又闹纠纷，称我们为 ‘安徽帮’，因为六人中有四个是安徽一个小镇上的小学同学”。①

其次是鲁迅从韦素园对待人生的态度赞美了他的高尚情操。人生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但无非是积极和消极两类。鲁迅曾嘲笑过这样的人生态度：“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象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 ‘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 ‘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②韦素园是一重肺病患者，但他却能坦然置之，冷静地面对即将来到的死亡。他抓紧不多的时间多做些工作，他在遗书中说： “现在我要先你们而 ‘别去’ 了。愿你们勿以我悲哀。这种离别乃人生之常，早晚免不了的。”③他除了以极大精力投身于编辑工作之外，还翻译了果戈里的《外套》等小说。尤其感人的，他关心别人甚过自己，他的友人肺病喀血，急得他“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鲁迅将他比作易 卜生诗剧《勃兰特》中的主人公勃兰特，一个感人至深的理想主义者。韦素园还同意已和他订婚的未婚妻同别人订婚，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宽广胸襟：爱不是占有，而是奉献，韦素园做到了这一点。别林斯基在评价陀思妥也夫斯基《穷人》的主人公马卡尔·亚别克谢维奇·杰符施金和瓦棱卡爱情时说：“他爱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她本人。为她牺牲一切，对于他是莫大的幸福。”④然而像韦素园这样一个人却夭折了，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鲁迅由此而想起陀思妥也夫斯基确是很自然的，说“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韦素园的死是不幸的，但归根结蒂，他的死是由旧社会造成的。

韦素园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动人的业绩，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巨著，但他却是伟大的。鲁迅以满怀深情的笔调赞美道：“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这种抒情在本文中随处可见。它使本文弥漫着一层诗意，成为本文重要的艺术特色。这是鲁迅对一个有为而过早天折的青年强烈情感的表现，是一种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