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从讽刺到幽默》原文与赏析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 “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 “为笑笑而笑笑” 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三月二日。

【析】 这是一篇评析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现实，批评以“论语派”为代表的逃避现实的文学现象的战斗之作。三十年代初，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严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文坛上出现了一股逃避现实的文学思潮。其主要表现便是1932年林语堂联络陶亢德、邵询美等创办《论语》半月刊对幽默小品文的倡导。幽默，本是文学艺术的一种风格，鲁迅自己的杂文也颇具幽默感，但其目的却在于揭露和鞭挞旧事物。而“论语派”所倡导的幽默，却是一种“为笑笑而笑笑”的说笑话，起着“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消极作用※，对此，鲁迅是反对的。为了批评这种消极的、有害的文学现象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鲁迅写下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构思巧妙和具有很强的艺术概括力。它紧扣“从讽刺到幽默”这一题目，将社会讽刺家的危险和幽默文字的流行这两种突出 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并对这两种现象形成的社会政治原因加以深刻剖示，既写出了三十年代初的文坛现实，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及其帮凶文人的卑劣无耻，同时也使自己关于讽刺幽默艺术的一些美学思想在其间得到了自然流露。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自己所亲历的思想文化斗争实际，开门见山地推出了 “讽刺家，是危险的”这一既包容着历史内容又涵盖了现实情状的结论。接着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他首先用假言推理方式从反面来说明这一问题。鲁迅指出，假使讽刺家将讽刺锋芒指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或革命战士，那就丧失了讽刺家应有的正确立场，于是他的讽刺便只会博得“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起到助恶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讽刺家，是危险的”。接着，他又指出，“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正在于他将讽刺锋芒直指那为反动统治阶级帮凶的 “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于是便必然会招来这一社会中的“各分子”对他的切齿之恨、谩骂、诬蔑与攻击，大有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架势。因而讽刺家也是危险的。在此基础上，鲁迅进一步分析讽刺家的讽刺为什么会“悠久得惊人”，而那些帮凶文人对讽刺家的攻击却全无效应的原因。鲁迅指出：“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这既是鲁迅对前面所作的全部分析的高度概括，也是鲁迅对自己所亲历的实际斗争的理性总结。文章至此，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关于讽刺艺术的一些重要主张： 首先是他十分注意讽刺家的基本立场。他认为讽刺家必须站在推动社会前进的立场上去对有害的事物立即予以抗争。其次是他非常重视讽刺家的锋芒所向问题。力主一种战斗的、社会的讽刺。只有这样的讽刺才叫做真正的讽刺和才会有“悠久得惊人”的艺术生命力。文章的第二部分，分析社会讽刺家之所以危险和幽默文字之所以流行的同一现实社会政治原因，批评 “论语派”“为笑笑而笑笑”的病态创作倾向。鲁迅首先用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这一句来承上启下，引领全段。接着便指出 “文字狱”遍于国中，“王之爪牙”的“文学家”又不断向其主子献计告密的社会现实，分析了一般作家的心理，指出正是由于这严酷的社会现实的威压，人们又不愿意做“文字狱”的主角，所以只好用 “哈哈”来吐出胸中的闷气。于是，便有“从讽刺到幽默”的转变，便有幽默文字的流行。这种一石二鸟的写法，意在揭示无论是社会讽刺家的危险还是幽默文字的流行，皆是种因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从而即使文章产生了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的有力批判，又点示了“论语派”倡导幽默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鲁迅便顺势将批评的笔锋指向了“论语派”，指出他们所倡导的幽默并不是那种以笑为幌子来吐出胸中的闷气的幽默，而是一种“为笑笑而笑笑的”趣味文字，从而点示出“论语派”那逃避现实和淡化血痕、磨损人心的主客观实质。在对“论语派”的严肃批评中，鲁迅关于幽默艺术的一些美学主张也得到了自然表露。他认为，幽默作为一种笑的艺术固然要笑，但又绝非是“为笑笑而笑笑”，它应该有严肃的社会内容并在笑声中来批判和嘲讽旧事物。倘若幽默变成了“为笑笑而笑笑”，那么幽默本身也就消失了。文章的最后一自然段是全文的第三部分，分析幽默文字的前景和必然趋势，继续批判严酷的社会现实和“论语派”逃避现实的实质。鲁迅首先指出幽默文字的流行是“过不长久的”，接着用三句话从历史和现实、文化和政治等方面来论证其原因。一句 “幽默既非国产”，既点出了林语堂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消沉倒退的历史 (鲁迅在他1926年所译的日本鹤见佑甫的 《说幽默》 一文的“译者识” 中就说过： “将humur这字，译音译为 ‘幽默’，是语堂开首的。因为那两字似乎含有意义，容易被人误解为静默，幽静等，所以我不大赞成，一向没有沿用。”)，也说明了以他为首的现在的“论语派”倡导幽默的实质仍是消沉倒退和逃避现实。一句“中国人也不是长于 ‘幽默’ 的人民”，既点出了中国人崇尚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化心理，又点出了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无法“笑笑”的现实。“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则既指严酷险恶的社会现实不容幽默，又指肩负着战斗责任的作家不应幽默。三句简短有力的话以层递方式一气推出，内容丰厚，感情强烈，颇有论辩力度。既有力地证明了幽默文字的流行“过不长久”这一结论，又形成了引领下文的 强烈内驱力，水到渠成地推断幽默的两种必然趋势： “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态度鲜明、深沉有力表明了自己的“幽默”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