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陈人杰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

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象笏堆床，蝉冠满座，无此新诗传世间。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

在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天平上，中国的读书人习惯于将追求的砝码压在前者。这已经成了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固有形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向为世人称道。孔子《论语·述而》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只要精神充实，对于物质享受没有过高的要求，对于不义之富贵，看得很轻。他还主张“兴于诗”。即诗篇使人振奋。既说了人要有点精神，又说了诗最能反映人的精神状况，最能使人精神振奋。中国乃诗国，诗与民族精神自然是有联袂关系的。陈人杰这首《沁园春》，是一首说理述志之作，表述了作者“诗不穷人”和“得诗，胜如得官”的意念。

“诗不穷人”说明了“诗”与“穷”二者之间本无因果关系，旨在消解长期郁积于人们心理上的一个误解和错觉。司马迁身遭厄运而发愤著述《史记》，于是有了很多身遭不幸之人发愤著书立说的故事，于是又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形成文学之取得大成就者多有不幸的人生经历的印象。作者针对世人头脑中这种印象和错觉，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作诗不会使人穷困的见解。“诗不穷人”似取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语意。序云：寒士作诗“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氏指出，不是诗使人穷，而是人穷之后才发奋作诗，以求心理平衡，故力求精工。陈人杰与欧氏所见相同，都对“诗”与“穷”的关系提出了比较恰当的见解。

紧接“诗不穷人”之后，词人提出了“得诗，胜如得官”的观点。然后不以词的上、下阕分层次，直至词之终了尽说“得诗，胜如得官”的道理。词人用意境转换的方法使说理层层递进。

从“有山川草木”到“飞动毫端”为第一层。讲作诗可以从纸上、毫端领略大自然的神韵，使精神得到满足。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道：“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语意与之暗合。作者所写作诗者的感受，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写道的那样：“……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作诗可以将自己的才情、神趣同风云而并驾奔驰，这种精神享受当然是“得官”者所难以得到的。

从“水到渠成”到“造物须悭”为第二层。从“得诗”与“得官”的难易程度来写“得诗”胜于“得官”。词人先说得官不难，“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唐朝的郭子仪为官三十余年，于国有赫赫功绩，在当时每年考察官员，任满一周年为一考的情况下，郭子仪共得了二十四考，通常看去已是非常不易，但在作者看来，二十四考得之不难，只不过是水到渠成，时世使然而已。接着词人述说诗之难得。认为只有诗是“乾坤清气”，造物者不是轻易以之送人的。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曰：“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前者讲气有清浊，后者讲气为关键。可见要得诗，必须先得天地间之“清气”，故谓得诗难于得官。

词的下阕为第三层，从留名后世是否久远着眼，写“得诗”胜于“得官”。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金张许史之流，堪为煊赫一世的达官贵人，从很久以后的今天来看，与世未必有什么功名，实质上不过是一帮“浑闲”之辈。算一下南朝时偏安江南的宋齐梁陈诸国，将相只掌遮天，高门大姓林立，皇亲国戚、奸佞权贵们比肩继踵地游览西湖胜景，可是到了今天有几个能为人们所传颂呢? 一提起西湖名胜，人们只想到当年隐居西湖孤山、梅妻鹤子的“得诗”者林逋。那些“象笏堆床”、“蝉冠满座”的皇门宦族，可以将高官厚禄世袭于后，却没有象林逋这样的清新美丽的诗歌传诸后辈和人世之间。再说那诗圣杜甫吧，虽然一度看去不过是一个“井冻衣寒”的穷老头儿，但他却因多得“乾坤清气”而诗富五车，名播百世。对比之中，词人灼热的褒贬、爱憎之情溢于言表。

全词说理透彻，层层递进，意随情转，从容不迫，至今读来，仍然能给人以作诗为文之道和人生哲理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