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札记·说苏轼[水调歌头]

词典札记·说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一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此词久已脍炙人口,正如南宋胡仔所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本无烦详加剖析。惟近年解此词者每多异说,使读者莫衷一是。故今略加考辨,聊申己意。但这也只算“一家之言”,更不敢强人以就我也。

一、辨误与榷疑



开头两句,自宋末选本《草堂诗余》所附注文即以为出自李白《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近人亦多无异议。惟1983年6月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载有《东坡中秋词臆说》一文,却把“明月几时有”理解为非疑问句,并同意某些人主张,认为把此句与《把酒问月》联系到一起“是错误的”。这位作者把第一句译作:“今晚的月亮怎么这样美呀! 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月亮呀!”而对第三、四句则译作“不知今天晚上是天上什么好日子呀!”首句加进“这样美”的意思,已属“添字解经”;而把“何年”译为“好日子”尤近于主观武断。真有点像“臆说”了。人们之所以认为苏词出于李诗,正缘第二句的“把酒”、“青天”都与李诗用语切合。而此文作者却说:“中间插上‘把酒问青天’,只是为了突出赞美的语气,是无须回答的。”这样就硬把苏词和李诗的渊源关系轻易地给否定、切断了。窃以为这样来诠释古人作品,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但这恐怕还是由于对词的主旨理解彼此不同,才产生这样的歧异,说详下。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各家注本多引唐人传奇《周秦行纪》:“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此篇伪托牛僧孺作,殆出于晚唐五代文人之手。不知中唐戴叔伦《二灵寺守岁》诗已有此句:“已悟化城非乐界,不知今夕是何年。”联系苏词有“人间”、“天上”之语,似与戴诗用意更为接近。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二句实化用两典。关于“琼楼玉宇”,我翻了三四种选本及近人赏析文章,皆谓出于《大业拾遗记》,所谓瞿乾佑于江岸玩月,“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是也。按《大业拾遗记》题唐颜师古撰,今本仅一卷,见《说郛》卷一百一十,《香艳丛书》第三集亦收入,内容泛记隋炀帝后宫绮闻,疑为后人伪作。然问题乃在于其中根本没有瞿乾佑的这一段文字,可见诸家注本皆递相钞袭,无一家曾检原书。独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引《酉阳杂俎》前集卷二,故事相同而文字详细过之,惟“琼楼玉宇烂然”句作“琼楼金阙满焉”。此正见俞平老治学十分谨严,不作人云亦云之语。从而亦可知苏轼写词不过化用前人传说,并非生吞活剥。“不胜寒”句则化用《明皇杂录》叶静能邀唐明皇游月宫事,所谓“寒凛时异,上不能禁”之意,前人注已详,今不复赘。

“起舞弄清影”句诸家无异说,或引李白《月下独酌》以证之,甚是。惟1986年北京晚报有人撰文谓“清影”指月,恐误。

“何似在人间”句虽无典故,却最值得研究。各家注本大都把“何似”译作今语的“不如”。如1959年出版的《苏轼词选》云:“天上怎么比得人间生活的幸福。”也是把“何似”理解为“不如”之意。再如1981年出版的《唐宋词选》亦云:“写幻想乘风上天,但又觉天上寒冷,不如人间温暖。”另外还有一篇赏析文章,也说“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趁着月光起舞。”基本上是同样的讲法。鄙意则以为,“何似在人间”应译作“哪里像是在人间呢”。盖作者本谓由于人间有悲欢离合,故思乘风上天,远避尘嚣;而天上又未免过于孤寂寒冷,还是不去为好。恰值中秋月明之夜,酣饮之余,复在皎洁月光下徘徊起舞,则虽在人间,恰如身临仙界。此正苏轼一贯的思想,证以《赤壁赋》和他的四言名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都足以证明此说之更近于作者本意。盖苏轼思想极似陶潜。陶于《归去来辞》中所谓的“帝乡不可期”,即苏此词“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意;而陶之“乐夫天命”以“乘化归尽”,也就是苏轼后来在《赤壁赋》中所说的“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句,不正与《赤壁赋》中“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说法异曲同工吗! 况且把“何似”释为“不如”,不仅与下片“此事古难全”语意有些矛盾,而且同古今汉语对应通例亦不相合。读者如果仍不相信,我还可举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里的一则故事作为旁证:



歌者袁绚,……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俄月色如昼,逐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绚歌其[水调歌头],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

……

“此便是神仙”即是“何似在人间”的另一说法。可见至少在北宋人读苏轼此词,都是这样理解的。(此说实本自吴组缃先生而有所引申,不敢掠美,合亟声明。)

下片的“照无眠”句,亦多异解。或说泛指女性,或谓遥指子由(苏辙),理由是词题既言“欢饮达旦”,作者自不应夜半跑去睡觉。岂不知正惟明月照人无寐,才只能作长夜之饮,于义本无枘凿。若泛指女子,则不啻于词中硬塞入一个第三者;若指其弟子由,则作者何由推断其一定“无眠”耶?凡以上种种歧异之说,或刻意求深,或蓄意拔高,或存心标奇立异,或缺乏涵泳功夫。然见仁见智,固不可一律强求;而知我罪我,亦惟有俟诸来哲。

二、思想与艺术



谈此词的主题思想,应从两方面说起。一是历史的即纵向的继承,二是主体的即作者本人世界观的反映。先说第一个方面。我在拙文《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曾援引闻一多先生的观点,认为从初唐开始,诗人即已自六朝的唯美主义诗风中逐渐领悟到一种宇宙意识,即超时空的永恒观念。而诗人既歌颂永恒,就必须以人生为对立面,以年寿的短促与宇宙之无穷相比,才见出永恒的伟大。这一观念自初唐四杰发端,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然后就到了李白的《把酒问月》。所以李白在问过“青天有月来几时”之后,便接着写道: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这同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云云,原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意思到苏轼笔下就说的格外明白,那就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至于苏轼此词,窃以为不仅头两句用了李白诗,即通篇也全自李诗化出,只是表现手法不同罢了。试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三句,与李诗“白兔”、“嫦娥”两句相比,写法虽有主客观之不同,立足点却并无二致。其意无非是说天上未必有人间安乐。从李诗的描写看,月宫里的白兔尽管捣着长生不老的仙药,然而自秋徂春,无非单调无聊地在打发日子;而广寒宫里的嫦娥也永远冷落孤寂,从没有人与她结邻作伴。尽管保持了永恒,超越了时空,但缺少的却是人生的快乐情趣。而苏词则从主观角度现身说法,明白表示月宫仙境虽令人向往,但一旦抛撇尘世,却终不免有“高处不胜寒”的凛凛可畏之感,其旨趣与李诗原自无殊。有的同志写文章,就“我欲乘风归去”的“归去”一词加以发挥,认为这是苏轼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反映,我以为这近是而未尽是(所谓“是”,详下)。这只不过从李白号称“谪仙人”这一点生发开去而已。盖李白同时人曾誉白为“谪仙人”,他如登上月宫,自属反回仙境;今苏轼此词亦以李白自况,把写作角度从客观变为主观,所以他说“我欲乘风归去”了。

但这首词也确实反映了苏轼受老庄影响所形成的世界观,主要是庄周的相对主义观点,这就是我要说的此词思想内容的第二个方面。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篇章都强调矛盾的两极不是绝对的。天地固然大矣,但比起“无穷大”来,它还是小的;微尘固然小矣,但比起“无穷小”来,它还是大的。所以他认为殇婴乃寿者而彭祖乃夭者。从这一点发展引申开去,乃产生了苏轼在《赤壁赋》中的“变”与“不变”的观点:“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那么,造物者既给了我这么美好的月明之夜,我何妨不及时加以充分利用,尽情享受这大自然的恬美境界呢! 于是乎乃“起舞弄清影”,从而产生了“何似在人间”的感觉。盖天上诚未必有人间之乐,而人间却能获得与神仙一样的怡悦舒适(尽管这怡悦舒适是极其短暂的,而且谁也不知神仙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只看你面对着清风明月采取什么态度罢了。窃谓此词上片的最后两句,正是发展了《把酒问月》而为李白诗意所无。此乃苏轼中秋词一出而“余词尽废”之真正关键所在。

上片是就作者本身的主观感受说,下片则转了角度,改从客体(即“月”)加以设想来着笔。“转朱阁”三句,写月之动态,仿佛在依依不舍的追逐着人,这实际是从《把酒问月》第四句“月行却与人相随”化出,惟写得不着痕迹,令人浑然不觉。既然逐人不舍,则月似有情矣。但苏轼根据理性判断,知道月本无情;夫无情自然无恨,也就是“不应有恨”。可是月虽无情,却对有情的人类经常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它偏偏“长向别时圆”。换句话说,它不管人间有无离愁别恨,反正该圆就圆,该缺就缺,管你们这些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类受得了受不了! 于是当人们心中有“恨”时,也不免对此一轮皓月感到遗憾了。这正是温庭筠在[梦江南]中于大声疾呼“多少恨,恨极在天涯”之后,紧接着把“山月不知心里事”也算成“恨”的内容之一了。到了清代,人黄景仁在咏重阳的抒情之作中写下了“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风不雨倍凄凉”的峭劲佳句,其实乃是从东坡这“不应有恨”两句脱胎出来的。

然而苏轼毕竟很理智。他得出了一个看得开、想得通的达观结论(而这个结论却是以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几句也是有争论的。古人或认为作者直截用“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等字面入词为“此词之累”(参见清刻本《词洁》一亦作《词絜》一卷三),近人也有强调写诗词不宜径发议论,像这几句完全用逻辑思维来代替形象描绘应属败笔。但王闿运对此三句却大加赞赏。他一则说“‘人有’三句,大开大合之笔,他人所不能。”(见近人徐珂《历代词选集评》引)再则说:“此‘全’字韵可当‘三语掾’,自来未经人道。”(见《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郑文焯《大鹤山房词话》引)这实际上已牵涉到写诗词是否允许发议论这个原则问题上了。宋人本喜以文为诗,故宋诗之特点有一条即是以韵语发议论;而苏轼又复以诗为词,故他不仅在诗中发议论,进而也在词里发议论。我则以为,从古到今,从《诗》、《骚》直到现、当代新诗,几乎没有一个诗人不曾在诗中发过议论,就连西方也有所谓哲理诗。可见在诗词中允许发议论已不成其为问题,关键在于议论发得好不好,写得像不像诗。因此后人评宋诗中说理之佳者为有“理趣”,而于其不佳者则斥之为“理障”。至于这三句,我以为不能脱离整首词来孤立地评价。从上片看,作者一上来就问“明月几时有”,似乎有意无意地已点出了永恒观念。可是诗人紧接着又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就比唐人跨进了一步,他似乎已觉察到在人类社会中虽能意识到永恒观念,却无法超越时空限度。意思说如果天上有宫阙,也该占有空间;并且在那儿也是能够以年月来计算的。既然如此,则天人之际并不悬殊,人间的悲欢离合和月亮的阴晴圆缺,也都是自然形成的。谁也无法硬性规定使其更改,于是他才断言“此事古难全”。然则这三句乃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永恒的宇宙和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两者的综合理解和认识,是作者的世界观通过对月和对人的观察所做的一个以局部足以概括整体的小小总结。因此,无论从深度和力度来说,都应该承认这三句话是带有很强的浓缩性的。故我认为王闿运的评语确有见地,也正由于有这三句,这首[水调歌头]才够称得上是苏轼哲理词中的代表作。

然而,诗人毕竟未失其天真淳朴的赤子之心,何况写诗词也不能一概诉诸理性。自作者博大宽阔的襟怀言之,他对所有的人都抱有真诚的祝愿;自其怀念苏子由言之,他们兄弟之间有着深厚的手足情谊。因此,无论对人对己,他都寄以极其善良美好的希望。于是他在这象征着美满团圆的中秋之夜,在这首酣畅圆融的词作的结尾处,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坦诚无的呼吁,这样爽朗率真的祈求。这是诗人从理性世界返朴归真,又沉浸于感情的海洋之中,用这一有余不尽而实际是烘托映衬之笔缴足了题目中“欢饮达旦”的内容实质。拿这个结尾与《把酒问月》的末二句(“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相比,李诗就未免显得浅俗而褊狭,似乎缺少点儿恢宏高远的气度了。谁说后来者不能居上呢?

附记

前人每讥苏轼填词多不合律,其实他并非不懂音律。即如[水调歌头],上下片两个六字句是应该押韵的。而苏轼此词上片的“去”、“宇”二字,下片的“合”、“缺”二字,都押韵而合律,而且自然浑成,使人不觉,允称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