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诗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
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
昔往鸧鶊鸣，今来蟋蟀吟。
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
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
古今都有一些诗人留名青史，只是由于一首诗，甚至是一句诗的出色。王赞就是这样。《宋书·谢灵运传论》把这首《杂诗》首句“朔风动秋草”举为“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名句。钟嵘《诗品》便把王赞评为以一首诗名世的诗人之一，列入中品。而王赞今存五首诗，也确以此诗为佳。那么这诗究竟好在哪里?齐、梁人为什么特别欣赏“朔风”句呢?
这诗的主题是北方边塞战士的乡愁，取材则集中于战士服役归乡途中的感慨。全诗采取战士第一人称的自叙，可分三节，每节四句。首节写役满放归，叙述离家长久，思归之极，这个秋天才得以回乡。次节写来到家乡，叙述为国守边，戍地遥远，当年春天赴役，今年秋季回来。末节写感慨讽谕，指出朝廷漠视人情，不了解也不关切戍边战士的心情，而将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置于言外。不难看到，这诗的艺术构思汲取了《诗经·小雅·采薇》的一些经验，例如取材于战士归途的思想感情活动，交织即情与追叙的结构安排，采用对比、夹叙的表现手法等。但是《采薇》的主题思想侧重于褒扬战士的爱国精神，所以战士的内心矛盾主要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矛头指向外敌。而这首《杂诗》的主题思想则是讽谕朝廷不恤边卒，批评边塞政治不当，所以诗中不多涉及边塞民族矛盾和军事情形， 集中抒发“人情怀旧乡”和“胡宁久分析”，突出久戍不归的乡愁归思。由于主题思想比《采薇》单纯明确，因此它抒情性强，讽谕性突出，基本上不作叙事，从而使诗的旋律明快，节奏强烈，形成一种富有激情的基调，感讽弥深而气势充沛，动人心弦，促人省醒。钟嵘论诗，要求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可见这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评论要求的。所以据这一首诗，他把王赞评为中品。
从诗句看，起结两联都堪称佳句。 “朔风”二句是赋而兴。开篇点明时节、地点，点出主题“归心”，这是“赋”的要求。但诗句意思是说，北风吹动秋草，引起边塞的战马产生回家的心思。这并非直接的“赋”，而是一种能引起战士思归的物象，所以实质是“兴”。对全诗来说，这二句起兴，以鲜明形象、无尽感慨和充沛气势奠定了基调，成为贯串全诗的主旋律，因而是风力挺起的佳句。 “师涓”二句是用典故的赋而比，实质是事比。 “师涓”是春秋时代卫灵公的乐师。《韩非子·十过》载，卫灵公经过濮水时，夜闻一种“其状似鬼神”的新的音乐，他命令师涓记录下来，整理演奏。后来他带师涓到晋国，让师涓演奏此曲。演奏未终，晋国乐师师旷就予以制止，指出这是“亡国之音”，为商纣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凡“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诗人用这故事，态度比较婉转，讽喻却很尖锐，旨在提醒朝廷长久不闻警诫亡国的声音，不察觉在戍卒乡愁思归之音中的不满与不安，其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从讽谕美刺看，末二句亦是结得有力的。两相比较，各有特点。然而从南朝以来，评论都更欣赏“朔风”句，这与诗歌艺术思潮发展有关。
东晋到南朝刘宋，炫耀学问，堆砌典故，成为—时风尚，诗赋亦然，以致“文章殆同书钞”(《诗品序》)。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一方面提出用事自然，同时更强调“直举胸情”。齐、梁间，钟嵘更明确认为“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 “观古今胜语， 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要求诗歌创作从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直接寻找“胜语”，反对用典故作为艺术表现的中介。正因如此，符合“直寻”的“朔风”句就比依靠“补假”的“师涓”句更受欣赏，屡受称道。应当说，钟嵘“直寻”的观点是体现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的，因而他对“朔风”句的鉴赏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