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赋《朋党论》原文与翻译、赏析
[宋]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②，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③，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④，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⑤，伪也⑥;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⑦。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⑧，所行者忠信⑨，所惜者名节⑩。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11);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12)。
尧之时(13)，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14)，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15)。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16)，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17)。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18)。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19)。及黄巾贼起(20)，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21)，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22);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23)。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24)，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25)，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26)。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释〕
①本篇选自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朋党，人们因某种相同的目的而结成的派别或团体。②臣，作者自称，因本文是上书给皇帝的。朋党之说，由来很早，北宋王禹偁《朋党论》：“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③同道，道义一致。④好(hao耗)，喜爱。⑤党引，结为私党而互相援引，意即勾结。⑥伪，假。这里指因私利而结合的朋党，是虚假不巩固的。⑦贼害，伤害。⑧守，信奉、恃守。⑨行，奉行。⑩惜，爱惜。名节，名誉气节。(11)之，代词，指上文的“道义”、“忠信”、“名节”。济，救助、扶助。(12)退，黜退。用，进用。治，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兴旺。(13)尧，和下文的舜、周武王是儒家推崇的古代圣贤之君。(14)尧时有共工，驩(huan欢)兜、鲧(gun滚)、三苗(指三苗族的首领)四个坏人，被称为四凶。(15)八元，指上古高辛氏的八个儿子。八恺，指上古高阳氏的八个儿子。元，善良。恺，和乐，指乐于接近人们的温和态度。(16)皋(gao高)、夔(kui葵)、稷、契，都是传说中舜时贤臣，分别被舜委任为管理刑法、音乐、农事和教育的长官。(17)《书》，《尚书》，收录上古时代的政府文告。这里引的四句话见于《周书·泰誓》，是周武王伐纣，会师于孟津(今河南孟县南)时发表的誓师词。纣，商朝的亡国之君帝辛。亿万，泛指人数众多，并非实指。(18)用，因此。(19)东汉桓帝(公元147年—167年在位)时，宦官专权，一些名士如李膺、杜密、范滂等都被诬为营私结党，被捕入狱，后赦免，但终身不许做官。到了灵帝(公元168年—189年在位)时，宦官曹节等杀死窦武、陈蕃及李膺等一百多人，各州郡被处死、流放、关禁者亦达六七百人，历史上称“党锢之祸”。《后汉书·党锢列传》。文中说是献帝时的事，当系作者误记。后汉，又称东汉。献帝，刘协，汉朝的亡国之君，(公元189年—220年在位)。尽取，搜捕尽殆。(20)黄巾，东汉末年以张角兄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用黄巾裹头为标志，故名。贼，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污蔑性的说法。(21)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黄巾起义;三月，灵帝因党锢之祸造成民怨沸腾，害怕党人与起义军联合，便下令大赦党人。(22)唐穆宗长庆初年(公元821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和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各树朋党，展开斗争。这次竞争一直延续到文宗(公元827年—840年在位)、武宗(公元841年—846年在位)、宣宗(公元847年—859年在位)时代，历时近四十年。历史上称“牛李党争”。(23)唐昭宗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一作三年)，宰相柳灿迎合权臣朱全忠(朱温)的旨意，谮杀大臣裴枢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朱全忠谋士对朱全忠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朱全忠竟然听从，把裴枢等尸体抛入黄河。文中把昭宣帝误作昭宗。昭宣帝，即哀帝李柷(zhu祝，又音chu处)，(公元904年—907年在位)。天祐四年(公元907年)
四月，被迫让位于朱全忠，唐亡。(24)诮，讥笑。(25)聪明，听得明白，看得清楚。(26)厌，通“餍”，满足。
〔分析〕
“朋党”一词历史悠久，而且一向是一个恶谥，韩非说：“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韩非子·饰邪》)它在党同伐异中常被用为攻击对方的口实，如汉有党锢之祸，唐有牛李党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朋党”之说总是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欧阳修的这篇《朋党论》就是北宋政治斗争的产物。
宋仁宗期间，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一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派人物，为了改变贫弱的国势以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锐意改革、揭发时弊，但遭到了豪族大地主阶层的激烈反对。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吕夷简指斥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为“朋党”，数人均遭贬黜，一时“朋党”之议蜂起。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欧阳修知谏院，富弼、韩琦等也被擢用。九月，他们提出了十项改革方案，就是“庆历新政”。起初曾经以夏竦为枢密使，欧阳修、蔡襄等交章论奏，指责他在陕西守边懦怯无功，于是夏竦被罢职。这时“朋党”之论再起，革新派又被指为党人。欧阳修力排众议，就写了这篇《朋党论》上奏于皇帝。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这篇文章作于庆历四年，它驳斥了政敌的攻击，理直气壮地以“君子之真朋”自居，并且给皇帝提供了历代治乱兴亡的一面镜子。本文是北宋政论中的一篇典范作品。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一代文章大师，在古文的写作上继往开来，开创了一种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对欧阳修文风的精辟概括莫过于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文章说：“执事之文，行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这篇《朋党论》就体现了欧文的这些特色。
全文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此君子之朋也”，从理论上阐明“小人之伪朋”与“君子之真朋”的不同;第二部分列举各朝兴亡事例，揭示“朋党”与国运的关系，以为治国之鉴。
面对政敌的攻击，作者在开头并不急于辩诬反驳，而是先退后一步，承认自古以来就有朋党之说，然后，对朋党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质的具体分析：“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可见对朋党不能一概而论，因此用来定人之罪也就站不住脚。对方也许会说：“你们正是这种‘小人之朋’。”于是再进一步分析：“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为什么呢? 因为“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他们以利相聚，“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甚至互相残害，当然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君子却不是这种见利忘义的人，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至此，欧阳修通过层层分析，已经把论敌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把他们用以攻击别人的武器完全缴获了：人家称我们为“朋党”，这是说对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朋党——君子之朋。其实对“朋党”加以辨析，并不始自欧阳修。王禹偁在他的《朋党论》中就曾经说过：“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恺，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但欧阳修的翻案文章做得更彻底，旗帜更加鲜明。通过对“朋党”的论证，政敌的诬陷完全失去了作用，这种别具一格的辩驳更具内在的力量。文章在这里用的是欲擒故纵法，先退让一步，然后再步步进逼，直到最后擒敌。
文章做到这里，似乎意思已尽，但是峰回路转，从“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又生出了以下一大篇文字。这里欧阳修列举了各个朝代的治乱兴亡的事例来说明朋党问题的严重性。尧之时，有“四凶”为小人之朋，“八元”、“八恺”为君子之朋，结果舜佐尧退小人、用君子，尧之天下大治。舜有二十二位贤臣并列于朝，舜之天下也大治。商纣之时，人心离散，朝廷终于灭亡。周武王有三千大臣，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朋党，但周朝因此而兴。后来汉朝的“党锢”、唐朝的“党争”，都导致了它们的灭亡。论据凿凿，不容置辩。这一部分不但是用历史事例来印证前面的议论，而且是议论的深化，亦即论证朋党与国家命运的密切关系，说明国运的兴衰不在于朋党之有无，而在于识别君子朋党与小人朋党之真伪。议论寓于事例之中，对政敌的反击就相应地得到了深化。实际上，欧阳修是指斥夏竦之流是败坏国家的蠹虫，是十足的小人之伪朋，而革新派才是使国运兴旺的君子之真朋。这样写就为革新派大造了声势，比一般的辩明不是朋党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如果要在这里结束文章，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为了强调朋党与国运的关系，就把这些事例重复一遍，但是句式作了改变。作者用了一连串的“莫如”，使重点落在君主身上，以突出君主在治国用人中的关键作用，从而提醒皇帝吸取历史教训。如果说前面举例是由正而反，后一部分却是由反而正，把文意落到正面事例上，目的就是为了促使皇帝效法先圣往哲，不为朋党之论所迷惑，因而大力支持改革事业。这里，欧阳修指出舜之所以成为“聪明之圣者”，就是因为他“能辨君子与小人”。这就和开头的文章之纲遥相呼应，希望皇帝成为象舜一样重用贤臣的明君。文章接着又以周武之世的盛况来激励皇帝，启发他认识改革之士多多益善，国家才有兴旺的前景。最后以“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作结，点明写作目的，对皇帝寄以厚望，即以历史为鉴戒除旧布新，振兴国运，但又言不尽意，颇有含蓄之致。
《朋党论》开合有序，章法井然，确实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所说：“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全文以辨君子小人为纲，开头加以点明，接着萌生出中篇的大段文章，篇终仍旧归结到纲上，首尾浑然一体。在辨析过程中，层层生发，环环相扣，正反对照，愈辨愈明，该反复处不避重复，于曲折纡徐中把道理说得透彻明晰。文章虽然交织错综，但辨君子小人的意脉则贯注不断，好像江水从源头出发，曼衍为大大小小的水流，其间回环流转，最后还是朝宗于大海。
本文在散行中参以整齐的句式，或排比，或对偶，或两者兼用，使语言有声调谐婉、珠圆玉润的韵味。排比句也增强了说理的气势，如最后一段连用五个“莫如”的句式，犹如长江大河奔腾而下，充分表现出理直气壮的论战风度。欧阳修的这种风格影响很大，后世的文章家大都继承和发扬这种风格。但也有的古文家认为学习这种风格，“去古人戛戛独造之风益远”，“宋以后无复真古文矣。欧公虽不尸其咎，然公之文实导入于平易，而不能引入日上，则昭然无可疑也。”(《唐宋文举要》引吴北江)
庆历新政最终还是在豪族大地主的一片“朋党”攻击声中失败了，范仲淹被罢相，欧阳修等也遭贬逐。但是这篇《朋党论》却传诵千古，垂之久远，成为欧阳修的代表作之一。
〔评说〕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小人无朋一语，开凿鸿濛，自公而前未之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