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载拜【1】，舍人先生【2】：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3】。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4】，义近于史， 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5】，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6】。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7】。而善人喜于见传【8】，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9】，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 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 皆务勒铭【10】，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11】，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12】，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13】， 莫不有铭， 而传者盖少。其故非， 托之非人， 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 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14】，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 则不受而铭之; 于众人， 则能辨焉。而人之行， 有情善而迹非， 有意奸而外淑【15】， 有善恶相悬， 而不可以实指， 有实大于名， 有名侈于实【16】。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 恶能辨之不惑【17】， 议之不徇【18】?不惑不徇， 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 则世犹不传， 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无以为也， 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虽或并世而有， 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 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 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19】， 幸遇而得铭， 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 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于所可感， 则往往
然不知涕之流落也【20】， 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其追晞祖德【21】， 而思所以传之之由， 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22】， 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 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23】， 而先生进之; 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24】， 而先生显之， 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25】， 其谁不愿进于门? 潜遁幽抑之士【26】， 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 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 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 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 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27】，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论世族之次【28】， 敢不承教而加详焉【29】。
愧甚， 不宣【30】。
【注释】
【1】顿首：叩头。载：虚词，作词头。拜：打恭作揖。这是古书中向对方表示敬意的一种格式。
【2】舍人：官名，掌管宫廷文书。
【3】撰：撰写。先：对去世者的尊称。大父：祖父。墓碑铭：立在墓前的碑文。铭，碑文末尾的赞颂文字，一般用韵。
【4】夫：句首语气词，引起议论。志：墓志，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文字。
【5】盖：副词，表示推测，大概，原来。
【6】见：通“现”，表现，显现。
【7】严：尊敬。
【8】善人：指有道德的人。见传：被传诵。
【9】恶人：与“善人”相对，指道德低下者。纪：通记，记载。
【10】勒：刻，镌刻。
【11】人情之所不得：等于说不合人情。得，符合，相称。
【12】苟：如果。非人：不适当的人。
【13】公卿大夫：指各级官员。里巷之士：指平民百姓。
【14】畜道德：指道德修养很高。畜：通蓄，积聚。
【15】淑：美好、善良。
【16】侈：大、超过。
【17】恶(wu)：疑问代词，怎么。
【18】徇：曲从，顺从，徇私情。
【19】卓卓：杰出，卓越。
【20】
(xi)然：伤心的样子。涕：眼泪。
【21】晞(xi)：观望，引申为仰慕，企望。
【22】推一赐：给予一次恩赐，指欧阳修撰写的墓志铭。
【23】抑：转折连词，不过，但是.
【24】屯(zhun)蹶：不顺利。否(pi)塞：遭遇不好。屯、否都是《易经》上的卦名。屯卦表示艰难，否卦表示困顿。蹶：跌倒。塞：阻塞。
【25】魁闳(hong)：俊伟，高大。不世出：世上不常有。
【26】潜遁：隐居.幽抑：默默无闻，不显达。
【27】既：副词，表示动作的完结，在……之后，已经。拜：谦词，接受。赐：恩赐，指欧阳修撰写的墓碑铭。辱：谦词，意为此事对对方是屈辱，对自己是荣幸。
【28】所论世族之次：指欧阳修在《与曾巩论氏族书》中对曾氏族系次第的考辨。
【29】 敢： 谦词， 实为不敢， 怎敢， 大胆， 冒昧。加详： 进行审核考究。
【30】 不宣： 不尽， 书不尽意。
【赏析】
宋仁宗庆历六年 (1046) 夏天， 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先祖父作墓志铭。当年秋天， 曾巩收到欧阳修的信和所作的墓碑铭。庆历七年， 曾巩写《寄欧阳舍人书》， 向欧阳修致谢。
这篇书信从铭体的价值说起， 阐明了作者对碑志文写作的看法，并批评了阿谀墓中人的不良习气， 然后才向欧阳修表示感谢， 在感谢中称颂了欧阳修的才德品行和文章功力， 同时又注意到不致因此抹杀先祖功德。行文舒缓委曲， 通过多次转折才归到主旨上来， 而整个布局又完整严谨， 体现了作者平淡冲和而结构谨严的散文风格。
作者首先在信中指出：“铭志之著于世， 义近于史， 而亦有与史异者。”他认为， 铭志对后人的“警劝”作用， 与史有接近之处， 它只记死者生前的业绩功德， 使善人“喜于见传， 则勇于自立”， 而恶人“无有所纪， 则以愧而惧”。这就是铭志所起的奖善惩恶的功用， 也就是它“义近于史”的地方。但是， 它与史又有相异之处， 即史对于死者的善恶“无所不书”，而铭志独记死者“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
墓志铭本来是家属为日后辨认先人墓所， 而将其官位、世系和死亡，安葬时间等刻在石上放于家庙或墓前的， 后来它作为一种文体进入文学领域。优秀的碑志文， 可以作为撰写史传的依据， 也可以补充史传之所不足。但由于碑志文的写作， 大都受死者子孙的请托，“欲褒扬其亲”“以夸后世”， 铭志作者碍于情面， 不免曲笔徇情， 以陈词滥调， 敷凑成篇，“于是乎铭始不实”， 流为一种无聊的应酬文字。针对铭志严重“不实”的陋习，曾巩特别强调“后之作铭者， 常观其人”这一看法。因为写铭志如果“托之非人”， 那么所写的铭志就不能做到“公与是”， 死者的行迹功德就不能为后人所效法，起不到警劝作用， 自然就不能行世传后。曾巩认为： 写碑志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写史必须是良史之才， 既是“圣人之徒”， 又是能文之士。因为只有执笔者品德高尚， 才能做到“不惑不徇”，“公且是”; 只有作者“文章兼胜”， 所写碑志或史书， 才会感人， 才能传之久远。
曾巩对于碑志文写作的这些看法， 是对历代碑志文写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欧阳修碑志文理论的继承和发扬。欧阳修提出写碑志文要“事信言文”， 才能“表现于后世”， 他主张“上记大节， 期于久远”，“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提倡“文简而意深”。但是，关于碑志文作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这极为重要的一点，他没有明确提出，而是由曾巩总结欧阳修碑志写作实践得出的。曾巩阐发的这些碑志文写作经验，是北宋古文家文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后代古文家的写作有着深远影响。
其次，曾巩在信中对欧阳修作了比较中肯而公允的评价。欧阳修是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关于碑志文写作，他态度严肃，尊重实际。尤其可贵的是，他为朋友故旧写墓志铭，都能不徇私情，以史学家严肃的精神认真对待。他为人写墓志铭，“期于久远”“止记大节”，即使“难满孝子意”，也在所不顾。欧阳修替人写墓志铭“止记大节”，也表明他自身特别注重大节。比如，他非常推祟韩愈的直言敢谏和凛然傲骨。但对韩愈贬官之后写的一些缺乏骨气的文章，在《与尹师鲁书》中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批评，这完全体现了欧阳修的高尚品德和坚强志气。
由此可见，曾巩说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是当之无愧的，说欧阳修的道德文章是“数百年而有者也”的评价并不过分。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信中所谓撰写铭志的两字原则：“公”和“是”，在旧时代是难以遵循和实现的，这是由于它的社会制度和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即以欧阳修撰写的曾致尧墓志铭来说，又何尝没有溢美之词。作者在本文中极力推重欧阳修，实际上是在赞誉自己的先祖父。《古文观止》的编选者吴楚材、吴调侯在评点本文时，则直言不讳地道破了这一点：“子固感欧公铭其祖父，寄书致谢，多推重欧公之辞。然因铭祖父而推重欧公，则推重欧公，正是归美祖父。”
《寄欧阳舍人书》在写作技巧上，也与一般的感谢信不同，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不是株守本题，平衍直露地去堆砌溢美之辞;而是扣住立言的“公与是”，漫放巧纵，曲尽警劝褒扬之意。文笔既疏放跳脱，又能渐渐点题，徐徐引至欧阳修身上，最后归到题旨。通篇五节文字，环环系联，层层推衍，节奏从容舒缓，一节一层，“逐层牵引，如春蚕吐丝，春山出云，不使人览而易尽”(沈德潜《唐宋八大家读本》)。
这篇书信，先说接到墓志铭，又感激又自惭，后又从“铭”与“史”异同的比较中，阐明铭志的作用。接着，指出后世滥为铭志，以致“铭始不实”。而请人作铭，如果“托之非人，则书人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作者逐渐将所要论述的主旨引到欧公身上。然后又使用反衬手法，引出公卿大夫和里巷之士，极力推重作铭之人。接下，又用矫健的笔势，说明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做到不惑不徇，做到“公与是”。但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得之不易，甚至“一二百年而有之”，文章经此一顿，气势显得更加曲折，也蓄足了气势，最后归到“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往下，又拓开写欧公铭文巨大的警劝作用，深表作者的推重之情。作者庆幸一番， 感激一番， 颂美一番， 整篇文章写得纡徐曲折， 委婉周转， 而又酣畅淋漓。
作者写此信的目的本是向欧公致谢。但作者不说那些应酬奉承的话，也不作泛泛的吹捧溢美之辞， 而是从铭与史的异同说起， 先言幸遇其人，再说幸得其铭，最后才用“进之”、“显之”和一连几句反问， 极言欧阳修作此墓志铭具有警戒、劝勉的巨大作用， 并归“数美”于欧阳修， 表达了作者的感激之情。这样写， 不仅没有庸俗气味， 不落俗套， 而且波澜起伏， 娓娓动听。
条理清晰， 议论精到也是这篇文章的特点之一。曾巩一生屈居下僚，文学与思想修养又源本儒家经典， 从而决定了他的文章短于形象描摹而长于议论叙事。这封书信绝大部分都是议论。作者在论述欧公铭文所产生的巨大警策作用时， 不仅写到它对自己的奖进和对先祖的显荣， 而且还写到它对“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潜遁幽抑之士”、“人之父祖”、“人之子孙”等的启发和激励， 使人读后觉得铭志之美甚至多于史书， 也使人感到作者对所论问题， 思虑周密、议论精到。
随着议论的逐层深入， 作者对欧公推重之意也就愈来愈明显。作者的高明之处， 不是用一些感激的文字， 直接向欧公致谢， 而是寓感激之情于议论之中。全文风格雍容典雅， 语调沉稳舒缓， 语言平易灵活， 而议论却千曲百折。这种独具一格的新体文式， 在北宋文坛曾被广为传诵，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