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姚鼐·复鲁絜非书

桐城姚鼐顿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尝论古今才士^【2】，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乎!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心;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 而阴阳刚柔之发也^【3】。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4】。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 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5】，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 以至于不可穷， 万物生焉。故曰： 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 与夫刚不足为刚， 柔不足为柔者， 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 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 苟善乐者闻之， 则五音十二律， 必有一当， 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 岂异于是乎? 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 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 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 其功力所能至者， 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6】， 吐辞雅训， 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 盖不数数得， 然尚非文之至; 文之至者通乎神明， 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惠寄之文， 刻本固当见与， 抄本谨封还。然抄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中书疏赠序为上， 记事之文次之，论辩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 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7】，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 ^【8】，皆美才未易量， 听所好恣为之， 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文， 辄妄评说， 勿罪勿罪。秋暑惟体中安否? 千万自爱。七月朔日。



【注释】

【1】 鲁絜非： 鲁九皋 (1732——1794)， 字絜非， 新城人。进士出身，官山西夏县知县。

【2】 程鱼门： 程晋芳 (1718——1784)， 字鱼门。好古文。周书昌： 周永年 (1730——1791)， 字书昌。为学淹博， 不存稿， 亦不著书。

【3】 阴阳刚柔： 此说始于刘勰。

【4】 告语之体：《书》与《论语》所载， 大都属于告语之体。

【5】 㬉： 暖的异体字。

【6】 廉肉： 廉， 瘦。肉， 肥。

【7】 梅崖集： 清朝朱仕秀的文集。

【8】 令甥： 陈用光， 是鲁絜非之甥，曾跟姚鼐学习古文。



【赏析】

读《述庵文钞序》知姚鼎关于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论文总纲。读《复鲁洁絜非书》则知姚鼎关于文学风格的卓越见解。作品内容为思想、材料，辞章有机结合，艺术风格则多彩多姿，构成了姚鼎乃至整个桐城派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复鲁絜非书》是一篇书信体的议论性散文，以与友人通信的形式，集中阐发了文学风格的阴阳刚柔之说，使这个已为前人多有触及但终未言明的问题，得以系统地、明朗地呈现在文学界，在文学理论的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

“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学缘同骨肉亲”(龚自珍)。文学界一些风雅的朋友们在一起谈心论文，彼此间以文会友，其间有的是一片真挚的感情。本文一开始，作者就写他对鲁絜非的称赞和推崇：“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对鲁絜非的为人为文，称誉有加。作者接着又表示，鲁絜非来信中对自己“见推过当，非所敢任”，谦称自己只是粗知文章，文中写到：“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心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这是故作谦虚吗?诚然，自谦的意思是有的，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正表现了他的大家风范。但其中更多的是一种“同道相钦”的感情流露。因为当时“为古文者最少，苟为文，必杰士也”，况且，这位友人的古文写作又是“专且善”的。作者遇到了同道好友， 自然会亲切得很，书信的开头，表现出的完全是一种彼此探讨切磋的心意与姿态。作者是以同鲁絜非交换意见，交流心得的态度，以“诵所得以正于君子”的语句，来开启对文学风格的论述的。

对于文学风格的看法，作者首先从哲理的高度，指出自然界无穷无尽的变化，都是互相矛盾的阳刚与阴柔在起作用，所谓“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而社会上变化万端的文学作品，同样也是由阳刚与阴柔互相起作用而产生的，文中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他说，圣人的言论与文章，都是“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的，是阳刚与阴柔的完美的结合。

阴阳刚柔，在文章中并不永远表现为统一的状态，恰恰相反，姚鼐认为它是可分的，就文学风格而言，可以大体上分为阳刚的、阴柔的两大基本类型，而且他甚至说，即使是圣贤之作，如《易》、《诗》、《书》、《论语》等，其中也有可分的，有的部分偏重于阳刚，有的部分又偏重于阴柔。这种对圣贤之作的剖析，是大胆的，也体现了作者从总体论文的宏通气度。

只是提阴阳刚柔，未免还是有些谈玄说理的味道，而且在前人已有触及的情况下，也不允许只作笼统之言，于是作者分别对阳刚与阴柔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凡属浩大雄伟、激昂奔放、俊逸劲健(“如霆，如电， 如长风之出谷， 如崇山峻崖， 如决大川， 如奔骐骥”;“如杲曰， 如火， 如金镠铁”;“如凭高视远， 如君而朝万众; 如鼓万勇士而战之”)， 有这一类特点的， 都属于阳刚的风格; 凡属于飘逸温深、圆润徐婉、高远蕴藉(“如升初日， 如清风， 如云， 如霞， 如烟， 如幽林曲涧， 如沦， 如漾，如珠玉之辉， 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漻乎其如叹， 邈乎其如有思， 暖乎其如喜， 愀乎其如悲”)， 有这一类特点的， 都属于阴柔的风格。作者采用博喻的手法， 精采地摹写这两种文学风格的审美韵味。

两种基本的风格， 互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认为， 最理想的是阴阳相会， 刚柔相济， 对举成文， 相适相生了。但万千文章， 各呈姿彩， 风格上哪能划一! 因此姚鼐说“糅而偏胜可也”， 这就是说， 偏重于某一种风格也是可以的， 承认风格的多样性是合理的。

以阴阳刚柔为尺度， 怎样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呢? 作者认为， 那种阴阳适度， 刚柔相济，“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的“圣人之言”， 是通乎神明， 人力不及施”的， 那是文章的最高境界。那两种风格的因素兼有， 但偏重一端，“陈理义必明当， 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 吐辞雅驯”的文章， 如象“宋朝欧阳、曾公之文， 其才皆偏于柔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 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 这种“功力所能至”的文章， 也是优秀之作。最要不得的是那种“偏胜之极， 一有一无，”即或者只有阴柔而丝毫没有阳刚的因素， 或者只有阳刚而丝毫没有阴柔的因素的，还有那些“刚不足为刚， 柔不足为柔”， 根本没有形成风格的， 都是算不得什么作品的。

全文最后， 简谈对有关作品的评价， 这是要使对方“惠寄之文”有个着落。以自谦之辞及问侯之语作结， 这大致也是书信的套语。可以看出， 这封书信， 另成了姚鼐论述文学风格的载体， 而关鲁絜非的具体内容， 客观上已不占多少重要的位置了。

当然， 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我们今天关于文学风格的见解， 已远不是阳刚阴柔之说所能涵盖的了， 但在姚鼐那个时代， 此种理论， 已经是对古文家在文学风格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了， 在文论史上， 这篇文章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