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宋金元文·元好问·市隐斋记》鉴赏

古文观止·宋金元文·元好问·市隐斋记

吾友李生为予言: “予游长安,舍于娄公所。娄,隐者也,居长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斋,号曰市隐,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渠欲得君作记。君其以我故为之。”

予曰: “若 知隐乎?夫隐,自闭之义也。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以予观之,小隐于山林,则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自山人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干没氏 之属,胁肩以入市,叠足以登垄断,利嘴长距,争捷求售,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 之下,悬羊头,卖狗脯,盗跖 行,伯夷 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敢问娄之所以隐奈何?”

曰: “鬻书以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为廉;以诗酒游诸公间,取和而已,不害其为高。夫廉与高,固古人所以隐也,子何疑焉?”

予曰: “予得之矣,予为子记之。虽然,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请以韩伯休 之事终其说。伯休卖药都市,药不二价,一女子买药,伯休执价不移。女子怒曰: ‘子韩伯休邪?何乃不二价?’乃叹曰: ‘我本逃名,乃今为儿女子所知!’弃药径去,终身不返。夫娄公固隐者也,而自闭之义,无乃与伯休异乎?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 。奚以此为哉?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归,试以吾言问之。”

贞祐丙子 十二月日,河东 元某记。

〔注〕① 若: 你。② 干没氏: 指投机牟利的人。③ 锥刀: 亦作“刀锥”,喻微末的小利。唐陈子昂《感遇》诗: “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④ 盗跖: 春秋战国之际人,名跖。《庄子·盗跖》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盗跖”是对他的诬称。⑤ 伯夷: 商末孤竹君长子,与其弟叔齐都不愿继承父位。武王伐纣后,与叔齐均不愿食周粟(因反对武王伐纣),饿死首阳山。⑥ 韩伯休:韩康,字伯休,东汉京兆霸陵(今陕西西安市东)人。以采药卖药为生,口不二价。后隐居山中。⑦ “言,身之文”五句: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大意是:以言语来述说人的好处,是为了显示其光彩。一个人将要去隐居了,还要这些光彩干什么?如仍这样做,那就是想求得显达,而不是想隐居了。⑧ 贞祐丙子: 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⑨ 河东: 古地名。元好问为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秀容古属河东。

市隐即隐居于闹市之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隐士的世界应该在山水林泉之中,将闹市与他们并置是那么地不协调。然而古人曾说: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文选·反招隐》)又说: “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晋书·邓粲传》)相比之下,古人更赞美隐于朝市。在他们看来,每日在朝市中与尘俗接触而不为所染的人,更为难得。

元好问这篇《市隐斋记》所记的隐者,自题其斋曰“市隐”,他是俨然以大隐自居的。然而读罢全文,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这位市隐斋主娄公是一位大隐,反而觉得他是个沽名钓誉之徒。何以得出这种印象呢?这主要在于对隐逸之义的辨析。作者首先为隐居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夫隐,自闭之义也。”这也是文章的“主脑”,全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脑”而生发出来的。作者就以此为标准,指出只要能够符合这个意义,隐于农工商卜医等各行各业,都无所不可,不必一定要在“深山之中,蓬蒿之下”。文中暗用典故,以古代著名隐士姜太公、赵国隐士毛公、薛公的事迹,来证明其说,显得充分、有力。既然隐居只要符合“自闭之义”,就无所而不可隐,那么古人为什么又有大隐之说呢?作者进而对此作了阐明: “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大小隐的实质在此也得到了透彻的解说。文章至此是从正面论隐居,逻辑严谨,无懈可击。由于隐逸一直被视为高士,因而为许多人所仿效。但众所同趋,其类必杂,在隐逸这种高尚之行中有时不免也渗进了一些卑劣的企图,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就谴责了那些“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假隐士。这类假隐士历代不乏其人,作者笔锋一转,针对这种现象加以批驳: “自山人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市乎?”“悬羊头,卖狗脯,盗跖行,伯夷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作者以声色俱厉的反诘,表达了对欺世盗名的假隐士的深恶痛绝。毫无疑问,欺世盗名是不符合“自闭之义”的。文章写了真假两种隐士,而市隐斋主娄公属于哪一种人呢?作者用“显”与“隐”进行对比,揭露出娄公行为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的行为与隐居的“自闭之义”是大相径庭的。这位“市隐娄公”是何许人,便已在不言之中了。然而碍于情面,作者又为娄公找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很明显,这是托词,然而,毕竟为娄公留下了一点回旋的余地,这也许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文风。

这篇《市隐斋记》,当记叙市隐斋得名之由来,或其所处之环境、条件,或赞美其斋主隐居乐道之美德等等。然而元好问却采取了不同一般的写法。文章集中笔墨论隐居之义,围绕着对隐居之义的正反两方面的阐述而组织全文。乍看起来,文章不符合“记”的体例而更近似于“论”,但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文章只记叙作者与李生论辩是否为娄公作记的对话,真正意义上的“记”,似乎始终没有出现。这种“不记之记”的形式,正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符合这类杂记文的通则。文章纯以理胜,而笔端又饱含了作者对世风的感慨,表达了对娄公之类沽名钓誉行为的反感。这又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论理严密,行文自然,情感真实,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特点,也正是金元明八大家之一的元好问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