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欧阳修·纵囚论①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②，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③。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 “罪大恶极，诚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 “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 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不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④。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 曰： “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⑤。”

【注释】 ①纵囚：释放囚犯。②唐太宗：李世民 (公元626—649年在位)，在位期间实施了许多改革措施，使唐王朝繁荣兴盛，国力强大。六年： 即贞观六年 (632)，贞观，唐太宗的年号。录： 审查，记录。大辟： 死刑。③卒： 终于。④贼： 偷窃，引申为窥探。⑤尧、舜、三王： 指唐尧、虞舜、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一说三王为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和周武王。干： 求得。

【译文】 信用和礼义在君子中间通行，而刑法和杀戮在小人中间施行。判刑为死罪的，就是罪恶大到了极点，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了信义去死，不愿随便侥幸地活着，把牺牲看成如回家一样，这又是君子中最难得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审查了被判死刑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他们回家，约定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拿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来希望小人中特别坏的一定要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了，没有一个超过期限。这是君子所难以做到的事，而小人却轻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 “罪恶大到了极点，的确是小人; 但等施用恩德来对他，就可以使他转变成为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入，改变人的品行就迅速，是有像这种情况的。”

我说： “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求得这种好名声。然而怎么能知道释放他们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获得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的呢?又怎么能知道他们被释放回去，不是预料到他们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获得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 如果是预料他们一定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就是上面窥探下面的心思; 如果是预料一定能够获得赦免才再回来，这就是下面窥探上面的心思。我看见的是上面和下面互相窥探来成就了这个好名声，哪里有所说的施加恩德和知道信义的事情呢? 如若不是这样，唐太宗在天下施行恩德，到这时已经有六年了，却不能使小人不去做最坏的事、不犯最大的罪。而一天的恩德，就能使罪犯视死如归，而且还坚守了信用和道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呀。”

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 我说： “释放了再回来的，就杀掉他们，不能赦免。然后又释放一批罪犯，如若他们又按期归来，就可以知道是上面的恩德感召使他们回来了。但是，这是一定没有的事。至于释放后能按期归来就赦免他们的死罪，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屡次这样做，那杀人的都可以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正常法律吗? 不能成为正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吗? 因此，唐尧、虞舜、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治理国家，一定是根据人情为根本出发点，不用标新立异来表示高明，不违背情理来求得名誉。”

【鉴赏】 本文对历史上唐太宗释放罪犯回家，罪犯回去后又按期回归，获得了 “仁德” 的好名声的事，提出了批评。作者鲜明地指出，这种做法不近人情。接着剖析了这个事例，指出是投机行为，是一种 “上下交相贼” 的行为。紧接着推论出后果，“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国家没有正常的法律，不是乱套了吗? 因而指出国家的法律必须 “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文章条理清晰，层层剖析，反复辩驳，明快简洁，有很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