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龟蒙文《野庙碑[并诗]》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皙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容而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枭鸮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 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 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殴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 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又何责其真土木邪? 故曰： 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

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 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飨也，孰云其非? 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据四部丛刊本《唐甫里先生文集》，下同)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笠泽丛书》是陆龟蒙小品文的专集。《野庙碑并诗》就是《笠泽丛书》中的一篇。鲁迅所说的“小品文”也可以说就是杂文，或者说是讽刺散文。用譬喻、寓言托物言志、借古讽今，以有力的笔触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野庙碑》是感慨于农民祭奠庙中的土人木偶，而转向对生活中大小官僚凶狠、贪婪、腐朽面目的揭露和鞭挞。

文章开头就提出问题。先从碑的功用和演变说起，接着揭示写作目的。古时碑为木质，有三种用途： 宫中立碑，为了观日景;庙中立碑，为了设祭品;墓中立碑，为了下棺木。古时碑上并无文字。这里所说的“古者悬而窆”，是用绳索和辘轳安放棺木的。至于说“碑者，悲”，则不知其出处。到了秦代，为了记功德，才有立石，或称刻石为碑。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据说峄山刻石为李斯所写)从这时起，碑也能记活人的功德政事了。所以说“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到了汉代才开始称立石或刻石为碑。这就是碑的功用和演变情况。碑本来是用来记政事功德的，可是，作者却因“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用来发议论，针砭时弊了。作者用“非有”、“直悲”二语，在对比中提出问题，十分鲜明有力。接着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农民怎样竭其全力去祭奠那些土人木偶。现在的浙江省东南一带，就有这种侍奉鬼神的风俗，滥于祭祀。他们所祭祀的土木偶像神态雄壮又刚毅、外表黑又黝而硕大的被命名为“将军”;温雅、和善、白净、年轻的被命名为某某“郎”;年纪大而神态庄重严肃的妇女，被命名为“姥”;年轻而貌美的妇女，被命名为“姑”。将军、郎、姥、姑，什么土人木偶都被祭祀，这就是“淫祀”。而且大祭要杀牛，次祭要宰猪，即使是小祭也少不了鸡犬。鱼、菽、肉、酒，家里可以不吃，而祭祀神那是不能缺少的。上面是从祭祀的对象写“淫”，这里是从祭品写“淫”，把“淫祀”写得淋漓尽至。造成“淫祀”的原因是： 若有一天对神懈怠，祸患就会产生。家里的老人、小孩，甚至对所养的牲畜都是担心害怕。如果遇到生病或死亡，农民不说正好巧合而误认为都是神的旨意。农民所以“淫祀”，由于有浓厚的迷信思想，这就从思想深处写出了农民之可悲。由祭祀之“淫”可见思想愚昧之甚，从而凸现了一个“悲”字。

文章写到这里，对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回答，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作者没有就此打住，紧承上文，继续写道：“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这既是一句过渡话，也是一句至关重要的转折语。作者在上面极言“淫祀”这种愚昧行为之可悲，而在这里突然来一个转折，说如果用古时的标准来衡量农民的那种所作所为及其想法是不够合适的;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农民那样地去祭祀神也是不必去责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些无名土人木偶固然不能与生前为民“御灾捍患”相比，死了也“血食于生人”，但与现实生活中“少者有之”的活“菩萨”相比，后者还有甚于他们。生活中的活菩萨，这些大小官吏，“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从享受方面对比，大小官吏“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和土人木偶同样阔气;从对人民造成的祸害方面来看，大小官吏更甚于土人木偶。土人木偶当然不会关心人民的疾苦，而那些大小官吏对于人民的痛苦和饥渴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如果老百姓对于他们的奉献(租赋)怠慢了一天，他们就会抓人、用刑、用打骂的办法催逼，比之土人木偶，农民受害更大。更值得指出的是： 这批人，平日国家无事，美其名为国家的贤良;一旦国家有难，当报效国家时便懦弱胆怯，狼狈逃跑，甚至甘心去当俘虏犹恐不及。这些穿袍戴帽会说话的活“菩萨”尚且如此，又何必去责怪那些真土人木偶呢? 通过对比，那些“缨弁言语之土木”的卑鄙无耻、凶狠毒辣，被揭露无遗，作者对他作了辛辣的讽刺，有力的鞭挞。于此同时，进一步揭示了农民的可悲之处，不仅思想愚昧麻木，“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地竭力“淫祀”“真土木”，还得小心供奉“假土木”，益见农民可悲之甚，从而升华了作品的主题。这全在于上面的转折之功。

最后是一首诗，既是作者所发的感慨，也是对全文的总结。真的土人木偶窃夺老百姓牲酒牢祭，诚然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假的土木，他们盗窃君主的俸禄，怎么可以作为仪法呢?他们地位尊严，俸禄已经很多，却用一些微薄的“祭品”来“祭祀”，谁又能说不对呢?看了我这篇《野庙碑》以后，便知道我写这篇《野庙碑》的悲哀了!

《野庙碑并诗》是一篇借题发挥的讽刺散文。所谓借题发挥，就是一要有题可借，二要有议可发。题和议的关系，正如同本体和喻体的关系那样，要有相似之处。从相似之处作文章，生发开来，进行对照、比较、分析、解剖，直到把主旨表达清楚。《野庙碑并诗》抓住土人木偶和大小官僚都“窃吾民之酒牲”这一相似之处，把那些官僚们的可恶和可鄙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文章中直接用讽刺的语言不多，严格地说，只有“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这一句，其余的话都是揭露。由于揭露得深刻，因此讽刺的色彩也就特别浓。说的都是事实，可无处不带着锋利的刺，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