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五代史宦者传论》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然独张承业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犹能道之。其论议可谓杰然欤，殆非宦者之言也。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为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则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东宫之幽。既出而与崔胤图之，胤为宰相，顾力不足为，乃召兵于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挟天子走之岐，梁兵围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
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余人，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是时，方镇僣拟，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以至于亡。此何异求已覆之车，躬驾而履其辙也。可为悲夫!
庄宗未灭梁时，承业已死。其后居翰虽为枢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马绍宏者，尝赐姓李，颇见信用，然诬杀大臣，黩货赂，专威福，以取怨于天下者，左右狎暱黄门内养之徒也。是时，明宗自镇州入觐，奉朝请于京师。庄宗颇疑其有异志，阴遣绍宏伺其动静，绍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祸起于魏，孰知其启明宗之二心者，自绍宏始也。郭崇韬已破蜀，庄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韬之死，庄宗不知，皆宦者为之也。当此之时，举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韬不死，明宗入洛，岂无西顾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 及明宗入立，又诏天下悉捕宦者而杀之。宦者亡窜山谷，多削发为浮图。其亡至太原者七十余人，悉捕而杀之都亭驿，流血盈庭。
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专内以干政，宦者孟汉琼因以用事。秦王入视，明宗疾已革，既出，而闻哭声，以谓帝崩矣，乃谋以兵入宫者，惧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图其事，议未决，汉琼遽入见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诛之，陷秦王大恶，而明宗以此饮恨而终。后愍帝奔于卫州，汉琼西迎废帝于路，废帝恶而杀之。
呜呼! 人情处安乐，自非圣哲，不能久而无骄怠，宦、女之祸非一日，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犹若此者，盖其在位差久也。其余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续，世数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为。其为大害者，略可见矣。独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善焉，无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恶，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祸败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宦者传论》选自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宦者传》。《宦者传》记叙的是后唐庄宗时宦官张承业、张居翰两人的事迹。欧阳修撰写史书的目的，是为封建帝王提供统治经验教训和历史借鉴。因此，他除了记叙史实之外，还常以“序”、“论”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本文就是作者在《宦官传》后所加的议论。
宦者，即宦官，又称寺人、太监，是内廷中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奴隶，本不能干预政事，但其上层分子是皇帝最亲近的奴才，每能媚上邀宠，窃取权力，参预朝政。女祸，指因君主宠爱妃子所造成的灾难。文中作者把宦者之祸与女祸做了对比，从历史的教训中着笔论证了宦者之祸的严重危害及产生的根源，且告诫封建统治者引以为鉴。
《五代史宦者传论》立论开宗明义，一言以蔽之：“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其理由是：“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文章一开头，作者就以极其简捷的笔法一言指的，把文章的宗旨和全文的中心论点交待出来。欧阳修的历史著述，向以文笔简练而著称，尤其是其中的序、论更能体现出他的这种直截了当、扼旨明达的风格。《五代史宦者传论》的主题开门见山的揭示和点明，正是这种风格的表现。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其中心论点的论证过程，是采取对比、引喻，逐层推进的论述方法进行的。作者首先说明了宦者之所以能倍受皇帝宠信的缘故，这是因为他们掌管的事物，接近皇帝而且与皇帝关系亲狎，“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在取得君主信任之后，就用祸殃来恫吓君主，从而把他控制起来。在这里，作者不仅指出了宦者是怎样献媚和取信君主的，而且也揭露了他们那虚伪狡诈的丑陋嘴脸和卑劣伎俩。作者接着指出，君主一旦被这些小人挟制，必然会认为那些忠臣硕士与自己疏远，不可信赖，只有那些侍奉自己起居饮食、早晚不离前后左右的这些亲信才是忠实可靠的。这种情况越发展，亲者就会越近，而疏者就会越远，君主的势力就要一天比一天孤单。势力越是孤单就越是惧怕祸殃，就越要依赖宦者的势力。因而宦官也就能一天比一天更牢固地将君主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国家的兴亡、君主的安危要由宦官的喜怒所决定，祸殃灾难起于萧墙之内，从前所谓可靠的人，正是造成祸殃的根源所在。作者就是这样把宦者为什么能得宠于君主，从而成为酿成祸患的原因，一环紧扣一环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来了。
欧阳修文章的论理性，还在于他将深湛的理论层层深入、娓娓道来，使其论说的道理更有说服力。在论述了产生祸患的根源在于君主宠信的宦官之后，作者又从铲除这种祸患的艰巨性入手，具体地剖析了宦官势力危害的程度之深和影响之大。作者指出，如果当祸根已经深重才明白过来，再想跟早已疏远了的臣下谋划根除它时，行动稍一迟缓，就会酿成更加严重的灾祸;如若逼得太紧，宦官就会挟君主作为人质。即使有才智杰出的臣子，也不能接近君主与其谋划对策，即使谋划好了也无法实行，最后弄得两败俱伤。其严重后果是既丢了天下，又丢了性命。到了这时，那帮蓄谋已久、伺机而动的奸雄就会乘势起事，把宦官及其党羽斩尽杀绝。作者的这种议论，并非游谈无根。既然是在撰史，就必然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一种社会现象。欧阳修正是站在这个历史的角度，对宦官乱国的现象下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古代史书记载的宦官之祸，历代王朝常常如此，并不是一朝一代如是。这就使他的立论建立在稳固的史实基础之上，并且带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五代史宦者传论》的说理性，还表现出它的意旨深沉、娓言情达的特色。作者在其结论之后这样写道，作为君主，并不是想要在宫廷之内养成祸根，在宫廷之外疏远忠臣贤士，恐怕只是由于情况逐渐形成，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如此。由作者“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的推断中，和文后“呜呼!人情处安乐，自非圣哲，不能久而无骄怠，宦、女之祸非一日，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也可以看作是他在《伶官传序》中所提出的“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这种告诫的另一种注释。作者进而指出，对于女祸的降临，一旦醒悟过来，只要抓住她把她赶跑也就行了。而对于宦官所造成的祸患，即使君主醒悟之后想把他除掉，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使他无法将其排除掉的地步。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作者还详尽地援引了后唐昭宗、庄宗、明宗宠信宦官，亡国亡身的史实加以佐证。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东宫之幽”，庄宗重蹈复辙，以致于亡。明宗虽一度吸取教训，诏天下捕杀宦者，到晚年仍以宦者误国，饮恨而终。这些详尽的史料，使“宦官的危害要比迷恋女色造成的灾祸还要根深蒂固”这一中心论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深化。欧阳修为文的说理性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层层推进。既具有文从字顺，简括有法，迂徐有致的特色，又显示出从容不迫，吐胆倾心的风格。
《五代史宦者传论》采用对比手法进行阐述，但有所侧重。历来的封建历史学家，常把历史上女色和宦官乱政并称为“妇寺之祸”。欧阳修进而认为，宦者之祸深于女祸。因此，本文重笔着墨对这一观点加以阐述和论证。作者从分析宦官专权的原因和后果入手，层层剖析，详细说明了这一道理，旨在告诫封建帝王对这一现象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和特别的警惕。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持宦官、女色是亡国根源的观点，未能触及到封建统治的根本矛盾。这是囿于封建士大夫的社会局限和阶级偏见所致。欧阳修十分重视以文论道，这体现了他的“切于事实”的文学主张。欧阳修对道与文的理解是“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就道而言，他讲求实在，反对空言性理，就文而言，他讲求平易，反对尚奇趋险。他的这些文学主张，在这篇《五代史宦者传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