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殷祝
春秋战国之际历史小说。撰人不详。原载《逸周书》卷九。今见清朱右曾 《逸周书集训校释》本等。《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 (即《逸周书》)，颜师古《汉书注》引刘向语谓“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可知《殷祝》的写作时代至迟在战国之前。《殷祝》写汤放桀而自立为天子的故事。但它所写的具体情节，和历史记载迥然有别。“全篇都是理想化，它可以说是一篇理想化的历史小说” (胡念贻语)。描述：汤将放桀于中野，中野的士民听说桀要来统治此地，都奔向居在郊野的汤。桀要把中野归还汤，汤辞而不受，说桀因为灭了大禹之道，所以不能取得士民信任; 他要去向士民讲明道理，说服士民重新归服桀。中野士民不听汤之劝说; 他们抱怨桀，桀只好和他的部下“南徙”到不齐。不齐的士民又往中野逃奔汤。桀再去请求汤把不齐还给汤，汤不同意，说他要去不齐替桀向士民讲明道理。不齐的士民不听汤的劝说，请桀离去; 桀与其部下又 “徙于鲁”，桀呆不下去，最后 “去居南巢”。汤放桀而复薄 (毫)，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后来汤终于即天子之位。《殷祝》的思想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 (1) 它是作者假托历史故事来表现有道者才能享有天下这一思想倾向的。这就是作品中主人公汤所说的 “天下者非一家之天下，有道者之所有也”。历史上的汤没有说过这句话，就是到西周，也没有出现这种思想。殷商与西周都强调“天命”，西周且强调‘天命”归 “有德”。本篇没有提到 “天命”，而是说“士民”归汤。此种思想是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作者把春秋战国之际的一种新思想写到夏末商初之际，这当然不是在写历史。(2) 这篇作品写桀之所以失天下，在于失民心; 汤所以得天下，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就是“有道”的标志。篇末“汤誓”所说的 “阴胜阳即谓之变，而天弗施; 雌胜雄即谓之乱，而人弗行”，这是汤在得到天下后对臣下的约束，而且这是以汤的 “有道”为前提的。“在诸侯之大夫治与从”，首先要诸侯“有道”。春秋之季，虽然现实是“政在大夫”，但作者并没有站在诸侯的立场上来“刺”当时的大夫，而是以 “有道”或“无道”来评判当时的统治者的，以民之所归与否来褒贬统治者之好坏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颇带民主色彩的。艺术手法上有三点值得重视：(1)作者极力调动艺术手段写出了“道”的威力。作品里描写汤代桀，没有写汤使用武力。而写汤对桀很尊敬，口口声声称“君王”，且数次劝说士民们服桀，然而桀得不到士民的拥护。汤再三地让桀更换地方，态度十分诚恳。夏桀也深感自己的孤立，再三要求把地方归还给汤。这些反复、对比的描写，加深了读者这样的印象：无道之君不可避免地要见弃于民，天下必然地要归于有道之君。(2) 作者虚构了汤放桀于中野、桀徙不齐与鲁等情节，但最终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与历史上记载的“汤放桀于南巢”吻合。这种既有虚构而又不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写法，符合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3)作品写了桀和汤两个人物，而他们和历史书上所写的桀和汤不同，可以说是作者的创造。此桀不像历史上的桀那样凶暴，他知道为政要顺民的道理。汤在三千诸侯的大会上，“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位，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这也不是历史上记载的要“致天之罚”的汤。这里按照作者的意图所描写出来的桀与汤的形象，是为宣扬“有道者得天下”的主题思想服务的。这是“取古代帝王加以塑造来作为作者自己的传声筒”的一篇古小说，它也是中国古代写帝王、领袖的一篇早期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