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腆纪年附考》的主要内容,《小腆纪年附考》导读

《小腆纪年附考》是编年纪事体的南明史。清人徐鼒撰。本书初刻于咸丰十一年 (1861)，光绪四年(1878)北京龙威阁再刊，光绪十一年 (1886)又有日本中国使馆的铅印本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咸丰初刻本为底本，参校光绪年间的两次刻本，作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处理，改正了原书避清帝名讳以及满族的字。在原书以干支纪日之下，注以阴历日期，附以公元。书前有校点凡例，次为作者自叙，卷终附录参校者林鹗、谢宗善、宋光伯、汪达利的跋语。

徐鼒(1810-1862)，字彝甫，号亦才，安徽六合人，清中叶学者。出身于 “家世业儒”的大地主家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选授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检讨。咸丰二年(1852)乞休还乡，奉命办理团练镇压太平军，于公暇披览家藏稗史，参互正史，历时五载，始成初稿。作者无书不读，学识渊博，宋光伯称其“著作如林，文集、诗集外，《读书杂释》14卷，考据详明，洵堪羽翼经传。”又有 《周易旧注》、《老子校勘记》、《四书广义》、《度支辑略》、《务本论》等，史学著作有 《小腆纪传》65卷，补遗5卷，系以人为纬的纪传体南明史，和以年为经的本书互为补充。

《附考》20卷，约33万字。以编年纪月纪日为纲，卷1至卷8都纪甲申年(1644)内之事，从正月始至十二月终。卷9至卷11纪乙酉年(1645) 1至12月之事。卷12至卷13纪丙戌年(1646) 1至12月之事。卷14纪丁亥年(1647)、卷15纪戊子年(1648)、卷16纪已丑年 (1649)、卷17纪庚寅年 (1650) 至辛卯年(1651)、卷18纪壬辰年(1652)至丙申年(1656)、卷19纪丁酉年 (1657) 至己亥年 (1659)、卷20纪庚子年 (1660) 至癸亥年 (1683) 之事。前后所记40年间南明起纥之事。

本书书名的含意是，“腆”者，通典，主持之意，引申为国主，“小腆”指小国之君，即南明的福、唐、桂三王;《纪年》则指三王编年记事本末。本书的主要思想是：

1. 提倡忠义，为清统治者张目。据徐氏自序，以孔子作《春秋》讨乱贼、明君臣、正人心为楷模，又以乾隆的表彰忠义为指导。引证御制 《胜朝殉节诸臣录序》谓： “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陨行阵，琐尾间关，有死无二，在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实为无愧;朕深为嘉予，不欲令其湮没无传。下及诸生、韦布、山樵、市隐之流，慷慨轻生者，亦当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则知作者作本书目的是为御制表彰忠于一姓作历史注脚。本书的 “臣鼒曰”、“考曰”，益仿司马光作《通鉴》的 “臣光曰”、“考异”笔法，寓 “资治”、考辨之意甚明。

徐氏从事《附考》编撰，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统治者面临岌岌可危局面。作者站在补天立场，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个从事南明史研究的学者，也是第一个以南明的覆亡宣扬忠君图存的御用史家。甲申正月戊戌(9日)载“明山西逃兵南下，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路振飞遣兵防何”。徐鼒曰：“书官何?嘉之也。宇内土崩，危疆累卵，而能戍卒不叫，义十同仇，……古所云封疆之臣，殆其选欤!”同月丙辰 (27日)“明以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并兼东阁大学士。”京师陷，“景文死之，瑜作绝命词，将投缳而未决，贼拥去，掠死。”徐鼒议邱瑜 “纵不得与景文比烈，较之陈演、魏藻德辈，似难同日而语”。他认为邱瑜迟死被刑，比陈、魏不死而降还略胜一筹。3月乙巳 (17日)，纪“闯贼围明京师。”京营将军贺珍、千总徐文朴战死。”徐氏评： “特书何?嘉死节，且以愧诸臣也。京营部将千百计，平时糜饷，临敌投戈，死国事者，二人而已。噫!”

卷15纪顺治5年2月18日降而复叛的 “金声桓攻赣州”。徐鼒曰： “不曰明金声桓何?不与其为明臣也。”卷18顺治九年纪李定国复取桂林和刘文秀复取重庆时说“书之曰明李定国、明刘文秀何?进之也。二人起家扰攘之中，卒能束身归正，感激驰驱。图存危难，人臣之义，盖无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勋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2. 揭露明朝的腐败，以亡明鉴清。书中论及甲申2月崇祯下诏罪己时，郑重地指出： “苛政既深，寇氛日迫，铤而走险，何知爱君!有国者尚省厥，愆于民心未去之日也。”1644年1月大学士蒋德璟乞减三饷，以苏民困，不准其奏。徐氏议曰： “据德璟所陈，当时蠧国诸臣，真万死不足以塞责。顾思宗好谀恶直，见延儒、体仁、嗣昌辈语多迎合，又猥捷便巧;.德璟不免戆直，口操闽音，以此见斥，而曰 ‘朕非亡国之君，卿等皆亡国之臣!’……见思宗之刚愎，不能用直言也。”3月崇祯起用太监曹化淳守城，化淳属阉党，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因此传谕收葬忠贤遗骸。徐氏曰：“特书之，讥思宗之谬也。”崇祯自缢，徐氏赞其“从容殉国”，是 “亡国之正，千古一人”，但历数他的过失：“信任匪人，回惑大计，驯至祸败，岂无咎焉。”在论及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的问题上，提出永历晋封非人：“谋国者，贵识时哉。”否则就将“长贼氛而损国威”，发展到不堪设想地步。

3.痛恨明宦官的祸害与降官的叛君。1644年2月20日纪事曰：“明遣内官监制各镇。”徐鼒曰：“思宗即位之初，亲锄逆奄，何其明也。天步孔艰，殷鉴不远，初衷顿改，覆辙相寻。遂使悍帅以不敌奴才为憾，叛监以富贵自在相嬉，岂天夺之魄欤?”3月18纪曹化淳献城，李自成大军长驱直入。徐鼒引吴伟业之言曰： “自崔、魏以后，内铛视权宠为固然，……虽恩礼弗改，将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即涣然离矣。且京营已矣，东厂、锦衣卫虎冠之卒不下数千，岂有敌在畿甸，奸细布列，城中辑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化淳)乌足任也。自古国蹙君危，必有大臣领城门兵，为之扦圉，以同其生死。”但宦者监军、制约兵制军机，“缘此抵于危亡，而终与宦者同绝。……所由来者，非一日之积矣，可不戒哉!”书中既恨宦官误国，也斥失节降官。当李自成进入皇宫，明臣降而求职者络绎不绝。作者论曰诸臣先后降贼，不书叛降，而书叛臣的理由是“明诸臣之初心，非有背逆，偷生畏死以至此极也。夫国亡君死，为人臣者，仗戈匡复，宏济艰难，计之上也。能死者次之。既不能为其上，又不肯为其次，隐忍贪昧，廉耻道丧，名辱身危，愧恨莫及”，以春秋笔法口诛笔伐叛臣，以伸张忠节。

本书立足于地主阶级的立场，辱骂农民军，但徐氏出于尊重历史事实，也有客观之处。如卷1载李自成定鼎西安，张国绅进朋辈之妻邓氏于自成以美色邀宠，自成怒曰： “若(尔)同辈，不能庇其伉俪而行媚我耶!”遂斩国绅以诫明之降官。徐鼒曰：“予观自成驱驭群盗，横行海内，虽曰凶暴，盖亦有过人之才焉。”能为李自成说句好话还是难能可贵的。维护祖国统一、贯穿大一统观念也是本书编撰的一大特色。卷1从甲申顺治元年 (1644)春正月编年始。徐氏注云：“纪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庄烈帝何?原其始也。”卷20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八月平台事毕为压轴之载。作者解释：“终之以台湾事何?要其终也。”首尾相贯清代平定南明和台湾的经线，其颂扬全国统一大业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