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拟话本小说

明中叶以后，文人拟话本创作蔚然成风，至清代余波不息，拟话本小说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从整体情况看，清代拟话本不能和明代的“三言”、“二拍”等相媲美，但也有自身的特点，诸如较多取材于现实，贴近生活，结束了改变旧作的老套路而走向独创，话本的叙事体制发生局部的变化，艺术方面有所创新等，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是中国古典小说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清代初年的拟话本小说代表着清代这类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一时期的拟话本小说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由改编转向独创，自主性大大增强，《醉醒石》、《照世杯》、《无声戏》、《十二楼》、《豆棚闲话》等各展风姿，“云阳嗤嗤道人”的《警悟钟》、“天花藏主人”的《云仙笑》、“笔炼阁主人”的《五色石》、“五色石主人”的《八洞天》、“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石成金”的《雨花香》、无名氏的《人中画》、“鸳湖烟水散人”的《珍珠舶》等争奇斗艳。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变化较大，有些作品的头回由两则或两则以上的小故事组成，以强化头回的作用；很多作品则没有头回，甚至连入话也省去了，直接进入正话故事的讲述。正话的体式突破每卷一回、每回演绎一个故事的模式，或全书分卷，卷下无总题而分回，回里有单句或双句回目以及回次；或全书分卷，卷下有总题，以为全篇纲领，卷里有三字、七字或八字标题，题下还有单句或双句回目。这种若干回合成一卷、每卷演绎一个故事的体制，有利于增加篇幅、扩大容量、展开情节，显然是长篇章回小说影响的结果，在形式上奠定了中篇小说的基础。还有像《豆棚闲话》那样，以短篇连环的方式结构全书而自成一格的。

《醉醒石》是清代第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作者“东鲁古狂生”大约是山东人，书名取义于《唐余录》所载唐朝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别墅内有一块醒酒石，能使酒醉之人清醒，含有劝世训诫的意味。全书十五回，辑录短篇之作十五篇。除第六回取材于唐代小说《宣室志》外，均以明代为背景，最晚至崇祯年间。书中对官吏的贪污腐化、僧人术士的虚伪奸诈、科举考试的各种弊端多有揭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对上层统治者的蔑视和憎恨。还有一些歌颂青年男女坚贞爱情、指斥男子背信弃义、同情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触及到封建婚姻制度的某些本质，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表达上，文笔简洁干净，表现出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但议论仍占较大篇幅，说教色彩浓厚，影响了作品的成就。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言：“文笔颇刻露，然以过于简练，故平话习气，时复逼人。至于垂教诫，好评议，则尤甚于《西湖二集》。”

《照世杯》是清初拟话本小说中篇幅最短的一种，作者“酌元亭主人”，生平事迹不详。全书只存四卷，每卷演绎一个故事。书名取自传说中可以洞达时事的一只神杯，当编成于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的杭州。作者用写实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或叙述书生与名妓的风流韵事，或记录童生和寡妇相互欺骗，或描写商人被安抚逼迫行商，或讲述财主开厕所发财，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嘲讽了骗子的劣迹，揭露了官吏的凶残，讥讽了悭吝者的贪婪。文笔自然流畅，文辞峭拔冷峻，对风土人情、时风世态的描摹较为真切，人物心理的刻画和龌龊行为的谐谑夸张而不失其真，富于幽默感，对以后的讽刺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无声戏》和《十二楼》是清初同类小说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也是继“三言”、“二拍”后最有价值的拟话本小说集。作者“觉世稗官”，真名李渔（1611—1680），字笠翁，别署新亭樵客、随庵主人、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生于江苏如皋。明末多次应乡试，均不第。清初定居金陵，靠开书铺印行通俗书籍、组织家庭戏班巡回演出为生。晚年移家杭州，卖文刻画，从事创作。着述丰富，除拟话本以外，还有诗文集《李笠翁一家言全集》、杂着《闲情偶寄》、戏曲《李笠翁十种曲》、章回小说《合锦回文传》等。

《无声戏》意即不演唱的戏曲集，最先刊行《无声戏小说》十二卷，继而刊行《无声戏二集》六卷。顺治十七年（1660），“编刊”（实为资助）《无声戏二集》的工部侍郎张缙彦被劾，罪状之一为该书有粉饰迎降李自成之语。后李渔将二书重新编排，抽换了关于张缙彦的一篇，易名为《连城璧》，分内外两集，共十八卷，每卷演绎一故事。《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十二卷（每卷一至六回不等），每卷以楼名标题，讲述一个故事。

这三十篇小说均为作者的创作，内容较为庞杂，但都叙写世情，以描写爱情婚姻、表现市民意识、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较有意义。这些内容与“三言”、“二拍”所写市井生活的题材相同，但作者并非试图真切地展示现实人生，而是在故事的讲述中随意掺杂主观的生活哲学的机巧和游戏人生的意趣，或夸耀调教妻妾和平相处的经验、或透露希冀获得他人资助的心态，或陈说处理夫妻长相离别的技巧，坦诚地将自我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作者笔下，不仅美满婚姻的获得、家庭矛盾的化解、困窘境况的改变等都可以轻而易举实现，体现出一种玩世的娱乐精神，而且话本小说固有的有关名教、风化的说教路数也大多变成了一种游戏形式，成为作者娱乐人心以迎合读者的一种手段，这恐怕与他以卖文为生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这些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有不少开拓和突破，其主要表现是：几乎每篇作品都有新奇的关目，构思别出心裁，不落旧套，情节离奇曲折，悬念迭生。如《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描写男女主人公无法在生活中尽情倾诉爱恋，便利用舞台表演假戏真作，借戏文传情达意，喜剧性地昭示甜蜜与幸福；当刘藐姑被父亲许配给一富翁作妾，爱情陷入绝境时，他们就和《荆钗记》中的钱玉莲一样，双双抱石投江殉情。然而有神力相助，二人被莫渔翁救起。后谭楚玉获得功名，又弃功名隐居，二人皆得善终。又如《合影楼》在“影”字上做文章，屠珍生和管玉娟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因在两家后园墙下相通的水池边，见到对方倒映在水中的影子而萌生爱意，在《合影编》的诗文唱和中发展感情，以致私订终身，最后终于鹊桥飞架，身影合一，终成眷属。真是相思害得离奇，团圆来得热闹，其间插入一个与屠珍生年庚相同的路锦云，把三人的恋情写得扑朔迷离，跌宕多姿，意趣盎然。此外，小说的语言不仅通俗浅显、婉转自如，而且轻巧风趣、诙谐幽默，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强调“贵浅显”和“重机趣”两条创作原则，主张小说和戏曲的语言应明白如话，富有机趣。所以他的小说都写得活泼流利，诙谐生动。如《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的一段文字：“明朝正德年间，山东路上，有个知书识字的乞儿，混名叫做‘穷不怕’。为人极其古怪，忽而姓张，忽而姓李，没有一定的姓氏；今日在东，明日在西，没有一定的住居；有时戴方巾，穿绸缎，做乞丐之中第一个财主；有时蓬头赤脚，连破衣破帽都没有，做叫化里面第一个穷人。”

《豆棚闲话》是采取旧说反映现实社会的较有特色的话本。作者“圣水艾衲居士”，真实姓名不详，有人认为是范希哲（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惜无实据，尚难定论。全书十二则，讲述十二个故事。作品对吏治的腐败、世风的浇薄、人心的叵测、失节仕清者的心态等都有所讽刺和揭露，充满强烈的现实感，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写作形式别具一格、用“说话”人与听众的对话展开情节。全书以豆棚下的“闲话”为线索，从早春架豆棚开始，到晚秋拆豆棚为止，将十二个各自独立的故事贯穿起来；以轮流讲述从有关豆棚的内容，引出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然后回到豆棚作为结束，不掺杂作者的主观评述。这种体制在话本小说中独一无二，与西方小说《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的写法相近，可视为作者改革话本小说的基本模式和写作方法的一种尝试。

清代中叶，拟话本创作开始衰落，说教色彩日益浓厚，较有影响的只有《娱目醒心篇》，话本选集也只有《再团圆》、《西湖拾遗》较有价值。

《娱目醒心编》是清中叶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作者“玉山草亭老人”，真名杜纲（1740？—1800？），字振三，号草亭，江苏昆山人。年少时补诸生，颇有声望。老不得志，着书自娱。着述甚丰，还有《南史演义》、《北史演义》、《近是集》等。该书十六卷，每卷二、三回不等，演绎一个故事。内容多依傍前人旧作，较少反映现实生活内容，以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的空泛说教为主，一些抨击乡绅贪官的作品有一定的意义。作者革新了话本小说的体制，增加了入话、头回的篇幅。改变了话本小说机趣诙谐的语言风格，文笔简练，语调严正，但缺乏生动的形象塑造。

经历清中叶漫长的冷寂后，清末产生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拟话本小说集，如无名氏的《鬼神传终须报》、“博陵纪棠氏”的《俗话倾谈》、“怜香惜玉华卿吴氏”的《两缘合记》，以及《西湖遗事》、《二奇合传》、《今古奇闻》、《续今古奇观》等话本选集。这些作品的主题有所开拓，形式有所创新，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气息。

《跻春台》是清代最后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也是清末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作者“凯江省三子”，真名刘省三，生平事迹不详。卷首林有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作序云：“中邑刘君省三，隐君子也。杜门不出，独着劝善惩恶一书，名曰《跻春台》。”全书四卷，每卷十篇，每篇演绎一个故事。题材广泛，几乎涉及清末市井乡野生活的各个侧面。内容以宣扬忠孝、劝善惩恶为主，未能拓展出新的思想境界。但对公堂监狱拷打犯人、官吏敲诈钱财的描写，暴露了官场黑暗；一些作品反映鸦片输入后对国人身心的摧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教育意义。作者运用写实手法，塑造了一些个性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大量穿插俚俗上口的诗词，融入说唱文学的写法，令人耳目一新；但过多的使用不仅增加了评点说教的枯燥意味，而且影响了情节的叙述和人物的塑造。而四川方言土语的运用，则使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