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弯人自述》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陈村
三十七年前的今天，本人来到这个世界——四肢活跃，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食欲旺盛。这样的小子人见人爱，想必立刻收到许多即兴的评论。我记不清了，自己当时是否沾沾自喜。要是当时就知道，时过三十余年，自己将成为一名把握曲线美的“弯人”，婴儿的我是否还会得意地晃动着那个大头？
母亲爱听旧戏，戏中有句唱词：“官人好比天上月”。我说“弯人好比天上月”。自然，不是元宵中秋般的圆月。仿佛是一次月全食，地球的暗影袭来，蚕呀么蚕食得紧，后来，只剩得一个月牙儿——那就是我。齐白石笔下的虾，嬉戏浅水，一伸一收，在收的那一刻定格——那就是我。西方一位名叫丘比特的爱神，背着一对小白翅，飞来飞去发人情思，手中所持的那张可爱的神弓——那就是我。天上的彩虹，地上的河曲——那就是我。
出于自爱，我通常只以较为美丽的事物自比。这样，自己弯起来的同时，仿佛也占有了永恒、壮阔、鲜活、精灵之气。我鼓励读者有这样的误会。
俗话说：弯人不是一天造成的。说得真是对极了！有道是百炼成弯，有道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弯不离身。只要功夫深，直汉弯成弓。我们的黄河，不就是这样形成的，东弯西弯，弯成了万里黄河。
弯了之后，第一个好处是和任何人都有了永恒的话题，而且从来不必备课。比如他问：“你这腰，好像扭了？”我就答。问的词不是“扭了”就是“伤了”、“不得劲了”、“不方便”。接下来一定是“怎么不去看看？”我答些世情再答些科学。几问几答之后，俨然成了熟人。而且，提问的总是学生。如果学生不提问，我就自问自答——我当教师时经常这样，所有的教师都这样。
我的病真是生对了，不是那种难言之隐，要去请教电线杆上的“香港老军医”。这种病在任何场合说起来都是很雅的。脊椎是堂堂正正的骨头，不像有些组织通往不三不四的地方。这个病的全称是“强直性脊柱炎”。强而直，本也不是坏词，比起“肿毒”一类词好听得多。
此病的又一个好处是生得醒目。除了我女儿尚以为当父亲是要弯一弯的，其余的都一目了然。有些病要靠病人自己去宣传，比如胃疼、脚癣、早搏。就说胃疼，一直等到疼得弯下腰，人们才会关切。其实，人们是被弯腰的姿势唤起了同情。而我总是弯着腰，胃还偏偏不疼。可见，生病要生得巧。
与我共同生活的人总是一再被人们提醒，要好好照顾我。面对这种人道主义的关心，他们除了说“这是应该的，我已这么做了”，还能有什么别的回答呢？家庭生活中，不聪明的人总要逞强，以势压人或以理服人。我反其道而行，公开地明白地称弱。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蹊。为天下蹊，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又阐述过“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从一滴水看太阳，老子确实很伟大。
其实我也很伟大。
我的身上无时无刻不产生哲学。
我的病，据说是由于免疫系统信号错乱，将自身当作入侵者来攻击。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可怜我的亲爱的脊椎骨，一个个被自己攻无不克的攻击力干掉了。这应验了那句老话：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更可怜的是医学界，至今未能抓获人体内的叛徒。叛徒像电脑病毒一样潜伏着，很可怕。
尽管没当成老子，我还有另一次伟大的机会，当一名中国的卡夫卡。
没人知道我面对《变形记》是何等的沮丧。我就是那个格里高尔·萨姆沙，我就是那只无可奈何的甲虫，是我而不是卡夫卡的脊背背叛了自己。我拥有当一只甲虫的全部感觉。可惜我生得太晚了。假如我要创作，只能创作动画片，像《忍者神龟》一样的卡通，爬过来爬过去。
是不是想试试？
既弯之，则安之。
如果有意识地寻找，像找男子汉一样用点力气，弯其实是一种境界。
还是老子在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弯更是一种审美趣味。
赵州桥是立体的一例，高高拱起，占了天时，青史留名。九曲桥是平面的另一例，水平摇曳，尽了地利，游人如云。现代人提倡亲爱自然，粗粗一想，凡自然的造物，没见过笔笔直的一根。遥想人类当年，四肢趴地，长背向天，臀圆颅方，天然生趣，何直之有？平而致曲，直至后弯，大到天体，小到心术，莫不如此。这么一想，实在不必妄自菲薄。人生难得一回弯呢。
话虽这么说，初弯之时，心里还是想不开。一次大病，长久卧床，亏得家人照顾医生用心，慢慢好转，试着下床。心想从此可以站起来，不免高兴。谁知站着总是别扭，去镜前照照，站是站了，站得较弯，一点潇洒全无。
在去医院的路上，看着直来直去的路人，心中好生羡慕。触景生情，闷闷不乐。挂完专科门诊的号，去候诊室排队，忽然发现一部分人已经先弯起来了。真是一个好消息！心中的郁闷一扫而空。
记得有个笑话，说有个口吃的人问别人现现在几几点钟。那人不答，再问再不答。口吃者以为他是聋哑人，就不问了，走了。他走，那人“唉”了一声。一旁有人问，刚才为什么不回答。他说：“历历史的经经验值得注注意。”他也口吃，过去回答口吃者，被认为是取笑对方，挨了耳光，历史的经验确实值得注意。我不和与我同病者一起前进，以免被看成半只书名号。更不与之站在街头聊天，否则像阿Q和小D，影子在墙上映出一道虹。那时，是否要来个新的笔名——半虹？
过去看老头爱背着手踱步，心里不解，以为是要摆摆派头。现在才知，人一弯过去，重心就向前了，要做出一个天鹅之死的姿势来平衡。我从不站着抱女儿，而是背她。她像起重机的压铁，帮着我省力。像我这样的人，实在应该去打篮球，始终是努力向前的模样，教练一定喜欢。假如我勤快一些，坚持散步，一定能致富，因为地上的钱无疑是我首先发现。
还是回到医院。过去，我见到医生总有说不出的自卑感，我像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候盘查。如今，我是再也教育不好啦，神色就有点不逊。医生照例还是很神气。我敲敲自己的骨头，意思是“你会看吗？”他当然不会。他要是会看此病早就出大名发大财不会坐在这里。然后我就报几个药名，由他来抄方子。这样，上医院的感觉好多了。
我当然是个与众不同之人，所以，从不染指奇装异服。本人就是奇装异服，只此一件，永不磨损。一个人如果弯起来的话，的确十分耀眼。想当明星而四处碰壁者，不妨一学。虽然没人在床头挂自己的尊容，虽然不被抢着握手，请去电视上做如泣如诉的广告，明星效果还是有一点的。本人只要上街，自信必有人观赏，所以从不在服装发式上费心，天长日久，更不计较并计算什么“回头率”。何况，回头看我的人，目光中是绝对没有邪念的。
有一次我赶火车去外地，身背结结实实的一个包，腰间引出一副耳机。途中换公共汽车三辆，经过隧道时将耳机戴上，听听这洞中可有无线电波。车是出奇地空，好几位乘客在看我。见我对视，忙将视线低下去。过了一会又看。我实在是被看惯了，心里非常坦然。下了汽车，阔步通过大厅、候车室、月台，等到在自己铺位上坐下，才发现身上那条关系到文明的拉链不曾关闭。好生凉快。
要是换一个人，会有我的空城计的气魄么？
还是在汽车上。
我怕坐公共汽车。人一弯，占的体积就大。自从成为弯人，才知道上海的乘客们是如何地丝丝入扣。他们容不得我的奢侈，一波一波地要将我弄直。要是真的能直，我早就直着走上来了，还用得着费大家的力吗？
接着就是怕站在姑娘的身后，尤其是梳一根马尾巴的那种姑娘。姑娘稍不满意就摇头晃脑，将马尾巴甩东甩西地赶着苍蝇。本人的整根脊柱像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无法避让，只好以手隔面，似乎害羞。姑娘常常并不因此而饶人，总是将眼睛白过来，白得快时简直就是浪里白条。然而，我还是一青松。我常在心里对他讲：你说呀，说呀。她一说我就能解释，化马尾为垂柳，柳浪闻莺，人间天堂。可是，汽车上的战斗往往是无声片，撇撇嘴白白眼就结束了。为此，我尽可能不乘公共汽车。让无名的姑娘生气，于心不安。
此外还有难堪。在车上，一对恋人相视轻语。我身后的大力士一使劲，就出现了一个第三者。我的头伸在两位之间。我充耳不闻，你们尽可以说下去。你们可以将我看成一根石柱，芦沟桥上的那种，柱头刻着个石狮。你们说下去。我决无打搅你们的心肠。我与石狮的差别只在于我会出汗，汗狮。有时，也真的有人说下去，多半是小伙子，他已深入目中无人的境界。说到不聪明的地方，我很想代他说。我是小说家，一向很会说。可是我必须沉默。人们不回避石狮，就因为它沉默。
依然是公共汽车。汽车是个出故事的地方。等到有一天，我们大家都有了自备汽车，我们会想念那段过去的坏时光吗？在车上，曾有人给我让座，我也给别人让座。但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时代，我总会记得公共汽车上的一则故事。
那是白天。我上车后站在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之后。车不算太挤，没到只用一只脚站的地步。后来就有点挤了，我贴向高大的男子。忽然发现他抱着一个婴儿，婴儿伏在他胸前睡着似的。我高举双手撑住扶手，不叫自己挤了他。大家都不容易是不是。在拥挤的车中，总嫌车开得太慢。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婴儿慢慢抬起头，脸对着我。我看见一双只有婴儿才有的大眼睛，眼圈涂有眼影。她的目光有点迷惘，像在看我，又像没看。我和她面对面，相距不过半尺。心里一惊，停了停，才想到闭目念佛。过了一会，我睁开眼，她正抬着头，眼神依然迷惘。她的男友的右手拢着她。我从不跳舞，没有如此近地与陌生异性对视的经验。面对美丽的脸庞，只好再闭上眼睛。车停站，赶紧躲开，要不然真会打架的。为这样美丽的姑娘打架十分值得，可惜我又打不过人家。
我总是很谦逊地低头弯腰。人要是仰着头，很有点目中无人的神气。而低头像沉思也像反省。要是早生一二十年，我这种人是要挨斗的。我预先培养成这般姿势，斗起来也许少吃点亏。风度其实是不重要的，谦恭才更被人们赏识。这个道理，日本人最懂。但是我不笑，连微笑也不。男人总在微笑，看起来有点不正经。而我是最正派的，从不回头看侧身而过的美人。回头率爱好者见了我只好昏过去，本人永不回头。
而且，本人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好像旧时的皇上，批一句“知道了”。不必再问。
在大学，我免修体育。谈恋爱，我从不将腿走得贼酸还一溜小跑。去登记身份证，工作人员难以确定我的身高。本人只论身长不论身高。早上高一些，晚上矮一点，最后只好折中算了。爬山是我所爱，我常常走不动楼梯，病得猖狂时拉着扶手像拔河一样将自己拔上去。但我却能爬山，见到山就精神了，拄一支杖勤勤恳恳地爬。等我登上山顶，就想：山，我是弯着爬上来的。山应该羞愧。本人在爱的战线上一向成绩平平，就想，弯着尚且如此，一旦直起来是何等潇洒何等魅力，只怕会忙不过来！于是罢了，就弯着吧。
当然也有苦处。晚上睡觉，侧身要一个枕头，平卧要两个枕头。初睡要两个枕头，睡醒只要一个半。弄得枕头很忙。我曾起用空气枕头，可升可降，非常快活。可惜用不久就告了乏，吹气放气常要操作，吹气吹得肺气肿，放气时声音不雅。于是君子不取。
还有一苦是难以想象的。
电影上，情人接吻，两个脑袋如中国的纸扇一开一合，煞是好看。有心想学学不来，只好不变应万变，永远的中正式。好在这样的幸福时刻不多，也就免得常常伤感。
我最大的心病是死后。
只要不是被腰斩，我死起来就有点麻烦。如果也开追悼会，召来亲朋好友恩人仇人，一个个沉痛得肃穆。没想到我来也，躺在车上被推将出来，上身欠起，面带微笑，两颊扑着红粉，是个和众人打招呼的样子，这岂不是闹鬼么？要是吓死个把人，我的罪孽就深重了，地狱因此要加到十九层。
一个人活不好倒也罢了，要是死也死得折腾，没意思了。一个人活着出点风头也罢了，安息之时却像要坐起来，这个风头出得太大了。
为此，心有不安。
不知为什么，我在梦中经常奔跑、跳跃。我常常当上足球运动员，脚下功夫当然杰出，头球也十分了得。醒来之后，不知身在何处。
医生从来嘱咐我睡硬板床，我偏买来软床。我有自己的理论，如能在软床上睡平已是本事，然后可以论硬板。初学围棋，得了几个手筋，便找九段高手搦战，岂不是找死？
去年因眼睛住了一月医院。不能看书，就操练起来。在那张较硬的床上撤去枕头装死。当然疼得很，于是听娜娜·莫斯科里的歌镇痛。很久，忽然砰地一声，全身一震，一节骨头打开了。这对我犹如一声春雷。经过苦练，再躺下去，不多时便听到一串春雷。站起来看看，人直了许多，几乎能冒充含着胸的直人。我将双手抱在胸前，较为得意，盘算着出院后给广有读者的晚报写篇短文，题目也想好，叫作《调戏骨头》。
后来我出了医院，可以看书写字了，却没为晚报动笔。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软床，操心谋生而不是操心骨头。要是没有饭吃，调戏得笔直的自己不是还会弯下腰来吗？
我的那篇流产的短文有个漂亮的结束。它的最后一句是：
我想做一个正直的人。
〔注〕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他的名著《变形记》讲一个人突然变成一只甲虫后的种种经历，在荒诞中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娜娜·莫斯科里：希腊著名女歌星。
陈村，是一位身患残疾的作家，与另一位身在北京的作家史铁生一南一北，遥遥相对。他们都很有才华，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好，而且都很有个性。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与疾病和命运的搏斗中对人生的思考。
显然，陈村是一位与史铁生性格迥然不同的人。他豁达爽朗，幽默风趣。在他“弯”了身子之后，真的无怨无艾吗？想来应当会有的，但是他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排遣”，用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和自己美好的理想来排遣苦痛和忧伤。他的内心是充实的，他能不断冒出许多乐观的健康的充满生活意趣的想法。《弯人自述》就是这样一篇名文，调侃风趣的笔墨掩盖不住他痛苦的现实，但却表现了他蔑视痛苦勇于面对现实的决心。这也许是最令人感动的。所以读罢这篇文章，不只是觉得风趣可笑，觉得满纸的遐想令人神往，觉得作者才华横溢，言词敏锐，更会发现这位“弯人”真正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坚强的人。
陈村在他的散文集《古典的人》序言中叙述了他深夜写作的经过：“把看到的记下，就是书。将思虑的道出，就是话。夜晚的书中，有许多一段段的闲话，费心写来，要想表示人的生和活。说话和听话，写书和看书，是我们用以表示自己生活的一点办法。我们将白日的愤怒和忧伤，白日的欢喜和无奈，白日的遗忘和记挂，都留在书里了。它停在一行行的汉字上，闭目养神，当你翻开时，它就站了起来，说话。”
能坦白地说出这样话的人，心是正的。正如那句名言“身正不怕影子歪”，心正，也不怕身子弯。这个“弯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很宽阔、很宏博、很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