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汉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体例上的创新和叙事方式的完备。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成为古代官修正史的典范。

《汉书》的“纪”，采用编年形式，记录皇帝与国家的大事。由于西汉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封国，所以班固弃用“世家”，而将其并入“传”中，以适应汉代中央集权的需要。《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于东汉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新朝，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末。

“传”的编排，以公卿将相为序，按照时代顺序，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传”最后一篇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传”各篇后均附以“赞”，即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

“表”首先是记载汉初异姓诸侯王的《异姓诸侯王表》，其次是记载同姓诸侯王的《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再是记载汉高祖至汉成帝的《功臣表》等。《百官公卿表》，首先叙述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古今人表》，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将所记人物分为四类九等。这些表都是借由记录等级尊卑来达到尊汉的目的。

《汉书》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名称虽改，实质未变，而内容却有很多的扩充。将《史记》的“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将“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将“平准书”改为“食货志”。《史记·封禅书》讲历代封禅，封禅只是祭天祀地中的一种，于是班固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班固讲郊天祀地的演变，题目变了，意义便有区别。《封禅书》是一项特殊事件，《郊祀志》历代正史都可有。《沟洫志》记述上古至汉朝的水利工程，并说明治理水文的策略。太史公因治黄河作《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固再把此题目扩大，改作《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包括了治水害、开河渠。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根据有关五行灾异之说编成，保存了大量的自然史资料。《天文志》保存上古至汉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食、月食等天文资料。《刑法志》概述上古至西汉时期的刑法，论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刑法改革，指出汉武帝任用酷吏而导致的恶果。《食货志》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平准”是汉武帝时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用它来作“书”名。而到班固，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他特地加上了“食”，讲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一篇《食货志》便成了一代的经济专史。《艺文志》是目录校雠学根源，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6大类38小类，考证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存世的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地理志》详述战国时期、秦朝、西汉时期的领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名门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正史专列《地理志》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汉书·地理志》正文记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以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这种体例创自班固，反映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

《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金日磾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

历代正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基本都沿用《汉书》体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认为：“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