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的学术地位及历史影响
首先，《春秋繁露》是汉代经学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董仲舒新儒学的思想全貌和学术特色。大一统、天人感应以及性三品说是董仲舒新儒学的核心内容，用来论证国家一统、封建制度以及封建道德秩序的合理性。为满足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董仲舒首先借助天人感应论，试图将现实的社会秩序、道德规范赋予神性的光环，希望把这些秩序规范转化为人们的信仰体系。比如“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试图将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秩序规范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基础之上，强调它们是“天意”的安排，这样好让人们永远将之视作金科玉律。另外，董仲舒借助性三品说，从人性角度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性三品说的主要意思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君王教化万民有其合法性。这个思想体系的神学性质十分明显，牵强附会的论证方式迂曲而又荒谬，但它反映了汉代人对自然、社会和人性的认识水平，适应了当时地主阶级企图建立统治阶级思想的需要，得到皇权支持而畅行无阻，行之久远，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不可缺少的历史环节。
其次，董仲舒是两汉春秋公羊学的宗师，这不仅因为两汉的春秋公羊学大儒多师承董仲舒，而且《春秋繁露》还奠定了经学的基本原则和治学方法，在经学史上具有开山地位。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对此欣赏有加，建元五年（前136年）设立五经博士官，把注经与选士、任贤结合起来，从此结束了先秦的子学时代，开创了以治经、解经为治学方式的经学时代，也开创了朝廷凭借经学学问选拔任用人才的历史。董仲舒《春秋繁露》的问世，是经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清代学者苏舆说：“西汉大师说经，此为第一书矣。”
最后，董仲舒《春秋繁露》具有政治性、变易性以及解释性特征，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政治性。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学这种积极精神，主张“大一统”，倡导“更化改制”。这种“以经议政”的传统，到封建制度衰败时期，更加闪烁出批判的光芒，发挥出战斗的力量。二是变易性。战国至两汉的公羊学派形成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变易历史观。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到何休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系统的历史哲学。他们认为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及其制度都在变革中越来越进步。这个观点反映了历史演进的本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清中叶以后，封建制度行将崩溃，近代化进程即将开始。面临这种空前变局，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羊学者利用这种变易历史哲学，形成了一股敏锐反映时代前进脉搏的改革思潮，从而迸发出异彩。三是解释性。春秋公羊学对《春秋》中简略文字进行大胆的发挥，专讲“微言大义”，故春秋公羊学可视为中国古代的历史解释学。《春秋繁露》也具有这样的解释性特征。这种解经方式既有优点，也有明显的弊端。优点是解释者可以结合现实需要，发挥理论的创造性，借解释以立新说。但是这种大胆解释又容易造成穿凿武断，随意比附，流于主观性。就创造性而论，清代中叶以后的进步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将之发扬光大，他们需要倡导变革创新、救亡图存，倡导了解世界，学习西方进步学说。这在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了方便途径和合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