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学

理学产生伊始，经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宋初80年，经学仍然沿袭汉唐诸儒的治学方法，但在新形势下，这种方法已明显不能适应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建立新思想体系的需要。汉唐经学要求儒生恪守经注，严重压抑了学者理论思维的创新活动，儒生们的要求难以在旧的经学体系中实现。

庆历前后，一大批儒生开始怀疑汉唐古注，并攻击训诂章句的解经方法。南宋陆游描述当时的情景：“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由于汉唐儒生恪守的传注乃至某些经书受到怀疑和诋毁，一些儒生开始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取舍儒经，解说经书，发明经旨，侧重探究经文义理。这种做法在唐末啖助及弟子赵匡、陆淳已开其端，但只是个别儒生所为。仁宗庆历之后，自刘敞《七经小传》、王安石《三经新义》刊行，义理解经蔚然成风，汉唐训诂之学，遭到很大冲击。

理学产生时期，义理之学大盛，义理解经影响了一代学术风气，给理学家利用儒经的范围、命题和理论框架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理学家们主张以“义理”解经，热衷于对经书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进行解说。二程说：“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治经的目的，在于“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他主张学者要有“独见”（《河南程氏粹言》卷一），在经书原义的启示下，不断创立新的思想观点。张载也主张“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义理》），治经应“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经学理窟·义理》）。理学家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融进经解中，仿佛理学思想本来就在经中，只不过人们没有领悟罢了。理学所创义理之学，在儒学复兴的潮流中，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和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北宋科举制度的变化，对理学的义理之学也有直接的影响。太宗时，在“明经”科之外，还有“九经”“五经”“三礼”“三传”等科目，增加了儒家经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宋神宗即位，“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并采纳王安石的建议，“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还规定“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宋史·选举志一》）。

以义理之学取代章句训诂之学、会通诸经、创立新说是当时的学术发展趋势。北宋五子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关注，以及对“四书”与“五经”的区别与联系的把握，都与这种风气以及唐宋间学术转型有关。

“四书”在宋以前是不并行的。以《论语》《孟子》为例，《论语》是儒家经书，《孟子》是子部的书。宋代官定《九经》，《孟子》被列为《九经》之一，正式由“子”入“经”。就在《孟子》由“子”入“经”的时候，《大学》和《中庸》也日益受到重视。北宋的皇帝还赐赠《大学》《中庸》供臣下学习，并与其他经书一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四书”取得了与“五经”相同的地位。这不只是几本书地位的偶然变动，也是后世从谈经论道转向谈书论道的先兆。

理学奠基人二程首先详加阐述了“四书”的道德观念。二程一门不仅重视《易》，还重视《语》《孟》《学》《庸》。他们著有《论语解》《孟子解》，明道改正《大学》，伊川改正《大学》，《中庸解》（《中庸解》不是二程所写，而是蓝田吕大临所著。但双方的思想是一致的。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二）。这里，要特别提到《中庸解》。该书根据《中庸》所说“君子不动而敬”，提出类似“坐禅入定”的“主敬”术，强调“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子程子语”）的道理。二程第一次从经学的视野，提倡“四书”并行（“四书”名称的真正确立实际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程颐认为为学应“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宋史·程颐传》）

二程的表叙、大二程十余岁的张载以“四书”为主，阐述儒家“性与天道”等思想，撰成了以《正蒙》《经学理窟》为代表的义理著作。他认为，“耳不可以闻道”，“子贡以为不闻，是耳之闻未可以为闻也。”（《经学理窟·学大原上》）正心诚意才可理解性与天道。他强调说“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张子语录·语录上》），主张通过理性“了悟”（心思）的途径来探讨“性与天道”的学问。张载极力推崇《孟子》的“尽心”学说，认为孟子能不受见闻的局限，“不以见闻梏其心”（《正蒙·大心》），充分发挥思维器官的功能，通过“尽心”而“知性”“知天”，把“尽心”和“性与天道”相联系，阐明了知性知天道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了困惑孔子弟子的疑难，发展了《论语》的思想。对《中庸》《大学》，张载认为这也是阐述“性与天道”的书。他在《正蒙》中专门写有《诚明篇》《中正篇》，重点阐述《中庸》的“诚明”和“性与天道”的联系。他认为，“诚明”是包括“诚”和“明”的复合范畴，“诚”是指通过内省体验所达到的最高修养境界，“明”是指通过学习途径所达到的最高认识境界，人达到了“诚明”的境界，也就认识了人类和自然的本质，使天人之间、主客之间和谐地统一起来。张载在著作中虽未辟专章论《大学》，但他十分重视《大学》的“格物”。他解释说，格物，就是见物，“见物多，穷理多”（《横渠易说·说卦》），认为这是《论语》《孟子》《中庸》三书未曾述及的思想。他解释“格”为“见”，观察和接触大量事物，才能穷理、尽性、“至于命”（《横渠易说·说卦》）。所谓“命”，就是指客观必然性，“至于命”，也就是达到对“性与天道”的合乎规律性的认识。这样，张载就在认识论上明确了《大学》是“性与天道”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张载把《论语》的“性与天道”命题，《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学说，《中庸》以“诚明”达到“性”“道”“教”三者统一的理论，以及《大学》的“格物”思想，作为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会通《易》与佛道思想，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朱熹改定《大学》，特别是补充“格物致知”章，王阳明重视《大学》古本，都是为了阐发并形成自己的新的思想学说。此后改定《大学》者并不只是二程、朱、王，还有很多，可参见邱汉生先生著《四书集注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