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丽体
该术语是指约翰·黎里的两部小说《尤弗伊斯——对于才智的剖析》(1578)和《尤弗伊斯及其英国》(1580)以及他的喜剧中的文体和题材。通常这一术语仅限于指黎里在英国文坛风靡二三十年的文风，而用“矫揉造作的文风”(man-nerism)表示所有华丽的文体。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黎里是把人文主义的西塞罗式文风当中某些文体特色发展得过分而形成了绮丽体，但是M·克罗尔认为这种文体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的修辞理论。无论其来源何处，黎里的前辈安东尼奥·德·格瓦拉推崇的文体酷似绮丽体。格瓦拉的各类著作1578年以前在英国已出版过24次之多，其中不厌其烦地使用了大量精雕细琢的平衡句和对偶句。除了文体之外，黎里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例如，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关于如何教育朝臣或者公侯的文章。不仅是这些文章使用的常规主题对黎里产生影响，而且它们关于举止言谈要处处文质彬彬，达到贵族高雅水准的主张，也对他产生影响。因此他使用了“尤弗伊斯”这个名字，其含义是“成器”。
在黎里两部题为《尤弗伊斯》的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讲话风格都十分文雅，使用大量修辞手法，例如各种格式的平衡句、对偶句、变格词尾韵等。另外各种文雅典故、精雕细琢的比较和奇险的隐喻应有尽有，甚至达到风马牛不相及的程度。总之，绮丽体是一种具有高度分析性的文体，它不断地分割解剖，分门别类，比较对照;它力求以此来代表文人雅士那种彬彬有礼的讲话方式。
在确定绮丽体在当时对散文和诗歌所产生的影响时，我们须考虑绮丽体是先用于散文再传入诗歌，还是相反，或是同时用于这两类作品。这种影响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见于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尤其是《错误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和《爱的徒劳》。在这几部剧作中，更明显的是在《亨利四世》上篇中(第二幕第四场中有一段对《尤弗伊斯》进行了直接的滑稽模仿)，莎士比亚讽刺了矫揉造作的绮丽体，但我们不应因此而认为这种讽刺旨在彻底铲除绮丽体——其实莎士比亚自己的文笔犀利、优雅、巧妙，正是他向黎里学来的。
虽然可以追溯绮丽体对戏剧的影响，但是难以追溯它对抒情诗歌的影响。即使黎里自己的抒情诗也几乎没有绮丽体的痕迹。总的来讲，绮丽体在抒情诗中难以立足，因为押韵和诗节的需要，使得诗人难以顾及绮丽体对形式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