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中国古典诗论在西方

中国诗论的西播史，严格说来并不算长。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西译儒经，稍涉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学观。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只是作为经学或文化研究的附庸，零星断续地传到西方。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毛诗序》才由理雅各(James Legge)译成英文。又阅数十年，翟理斯(H.A.Giles)撰写《中国文学史》(1901)时，全译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论西译略有起色，出现了《文赋》法译、《沧浪诗话》英译等，但影响不大。中论西播的活跃，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时，《文赋》拥有三种英译，其中修中诚(E.R.Hughes)译本(1951)有名家理查兹(I.A.Richards)所撰前言，足见西人对中国文论的重视;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1959)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当时“甚至还没有现代汉语和日语的全译本”(海陶玮)。六十年代，有几本大部头的著作问世，例如，刘若愚的《中国诗艺》(1962)设专编剖析几种传统诗观，并对之进行分类研究;德博(Gunther Debon)的《沧浪诗话》德译(1962)则设置导论，提供注释，讲解也颇为详尽;而周策纵所编《文林》第一辑(1968)，亦涉文论，包括论“诗”字和论钟嵘《诗品》的文章。

七十年代以降，中论西播呈现出了初步繁荣的景象。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化，人们对翻译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有“一代应有一代的翻译”(黄兆杰)之说。李又安(A.Rickett)《王国维的〈人间词话〉》(1977)和魏世德(J.T.Wixted)《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1982)两书，属译研结合型。它们提供所涉理论的全部译文，以及详注和说明。其研究方式与前期并无多大区别，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增强。黄兆杰编《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1983)是部选译，包括《毛诗序》等十三篇论文。研究著作大致包括总体、断代和专题研究三种类型。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是总体研究的代表作，论者以修正了的阿伯拉姆斯艺术四要素说为框架，试图将文论分类科学化。这部著作条理清楚，理论性强，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公认它标志着学术研究的新水平。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1992)，旨在以要籍选介方式，为中国文论勾勒出发展脉络。1970年各国学者云集维尔京群岛，共同研讨西方尚少知晓的中国文论，会后李又安选文八篇，勒为一集，名为《中国的文学观：从孔夫子到梁启超》(1978)。书中所论专题，涉及孔子、文“气”说、欧阳修、黄庭坚、王夫之、常州词派、脂砚斋、梁启超等。断代研究有三种问世：即杜克义(Ferenc Tokei)的《中国三至六世纪的文类理论》(1971)、刘渭平的《清代诗学之发展》(原为连载的期刊文章，后裒辑而成)和王靖宇所编的《清代文学批评》(兼收中西文，1993)。专题研究趣味多样，重点各异。王靖宇的《金圣叹》(1972)一书，是西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热中的产物。陆大伟(David Rolston)所编的文集《如何读中国小说》(1990)，则专门介绍中国传统的小说理论和批注艺术，编者和浦安迪(Andrew H.Plaks)还对小说评点的渊源、发展史、形式特点和重要术语做了细致说明。从阐释学角度透视文学理论，能够触及它的文化根柢，研治中西比较诗学的学者，往往注重对此加以探讨。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an)的《暗示的价值》(1985)，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1987)等，均属此类著作。这个时期散在而存的中论研究数量也不少，主要是期刊文章、综合性文集选文、辞书条目、或论著的部分章节。

从深隐层次来看，西方汉学由文学作品扩展到文学理论是求全之必然，而为把握作品的奥义而诉诸理论，则是求深之必需。所以西方学者介绍中论，总是或明或暗地与中国的阐释学联系起来，力图阐明独特的术语，要籍的主旨，以及立论断言的独特方式。林理彰(R.J.Lynn)认为，要想把握“因时而变”、“因人而异”的批评术语，必须注意如下关系：一、某个批评家的著作系列;二、他所属流派或群体的价值观或其他观点;三、他所在文学史上的时期和阶段;四、当时学术话语的广阔背景(包括哲学和宗教著作);五、到那时为止的批评传统。换言之，关于中论的内涵、外延和存在条件，均应纳入学术视野。而这种探索理论背景的外向型研究，广涉历史观念、宗教思想、言意之辨、文化风尚等因素，具有鲜明的文化研究的性质。显然，在此必然会涉及中西诗学或中西文化的比较。刘若愚提倡这种比较研究，他认为，中西两种诗学互相并置，可获相得益彰、深入隐微之效，有利于突现两种理论的特质，有利于明辨两种传统的潜理论和前理论，并能借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干扰”(《语言·悖论·诗学》)。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有不少分歧意见，但中西比较诗学为汉学研究开辟了一块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