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楚辞》研究在国外
《楚辞》译介和研究，相对而言日人多而西人少。日本的目加田诚、藤野岩友、星川清孝、石川三佐男，德国的叶乃度(E.Erkes)、鲍润生(F.von Biallas)，英国的亚瑟·韦利(A.Waley)、霍克思(D.Hawkes)，法国的戴密微(P.Demieville)，匈牙利的杜克义(F.Tokei)，美国的史内德(L.A.Schnei-der)等，均有重要翻译和研究著作问世。《楚辞》研究难度较大，国外学者多集中于下列问题：(一)屈原其人的真实性。对此国外学者一般持肯定态度。尽管先秦不见屈原记载，但司马迁所写的评传，他们仍然认为信实可据。但石川三佐男认为，扬雄看到《史记》屈原传有所虚构，才创作《蜀王本纪》。美国海陶玮虽倾向认为实有其人，但他一面认可《史记》为信史，一面指出其虚构性，因而说屈原乃文学型人物。史内德则代表形象研究倾向，在《楚国的狂人》一书中把屈原当作“忠奸神话”原型，而探索屈原形象在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演变。(二)《楚辞》与巫术活动的关系。霍克思认为，《楚辞》含有礼仪描写，只有用巫术研究方见其义(《求宓妃之所在》)。(三)《楚辞》的艺术形式。星川清孝的《楚辞研究》，细致探讨《楚辞》诗句。认为其句法对后代祭祀文学有所影响。(四)《楚辞》诸篇的思想内容。霍克思认为，《楚辞》有两大原型，即“巡游”和“忧伤”(上引霍著)。星川清孝对《诗经》和《楚辞》加以比较，认为后者反映了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上引星川著作)。关于《离骚》，西村硕园认为，以“遭忧”释“离骚”之义为确(《屈原赋说》)。但竹治贞夫说，“离骚”不外是“忧愁”之意，“遭忧”、“别愁”皆失之(《〈离骚〉——梦幻式叙事诗》)。苏联E·A·谢列勃里雅可夫说，《离骚》是一个怀抱理想却乖违时俗之人的自白(《屈原和楚辞》)。关于创作《天问》的原因和动机，国外学者看法不一。戴密微认为，《天问》里包含着对宇宙起源、结构及其存在原因所进行的哲学思辨，而这些思辨也见之于老子和庄子的著作，在世界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到(《道家的谜》)。德国卫德明在《〈天问〉浅论》一文中，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古代祭祀仪式上，常有关于宇宙和神话的问答。通过加进去的一些诗句，他使那些问题有了新的含义。屈原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他作者的作品，在国外也有一些研究的实例，但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