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盛唐诗歌·山林和塞漠
盛唐诗歌天然壮丽的风貌突出地体现在山水田园诗和边塞诗这两大题材中。虽然从汉魏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类题材在盛唐都达到了极高水平，但山水田园诗和边塞诗最能反映诗人们在山林廊庙、出处进退、牧歌情调和英雄气概之间所取得的平衡，是唯有盛唐时代才具备的性格。
关于如何评价盛唐边塞诗，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发生过一些争论。有的学者受到范文澜批评唐玄宗设立方镇的观点的影响，把边塞诗机械地理解为战争的颂歌。近二十年来，学界对边塞诗的研究逐渐深入，认识到对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原因，应当从多种角度去考察。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首先，初盛唐一百多年间，三边形势有过几度反复，边塞诗的内容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与此直接有关。武德年间，北方威胁极其严重，迫使唐高祖一度“称臣于突厥”(《旧唐书·李靖传》)。唐太宗扭转了这种软弱受欺的局面，确立了唐朝对四邻的威望。以后历高宗、则天、中宗几朝，虽然国力在持续上升，但由于府兵制弊病多端，朝廷轻视战功，募兵缺乏斗志，唐朝对三边的优势不断减退。根据《旧唐书》诸本纪所载战事统计，这一时期三边战争计四十次左右，唐方获胜次数仅占五分之一。所以陈子昂多次指出“汉家失中策”是“胡马屡南驱”(《答韩使同在边》)的重要原因。由于高宗以来，西北边境始终不能安定，因此玄宗在开元年间重振国威的作为必然符合朝野维护安定和平、恢复贞观之治的愿望。方镇的设置主要在睿宗景云年到开元九年之间，不能因天宝时有扩边战争而断定其“目的是对外侵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卷)。而开元十五年后唐与吐蕃开始争夺西域的战争，也主要是为了“保其腹心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居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其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盛唐还对府兵制作了重大改革，张说召募长从宿卫，以骑代府兵。 募兵制的实施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到开元二十六年，节度使所统镇兵悉为长征健儿。由于这些措施，开元年间迅速夺回了唐朝对三边的优势，使开元年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盛唐边塞诗中有不少名作正反映了人们目睹边事由衰转兴的欢欣鼓舞之情和边境的和平宁静。如王昌龄《代扶风主人答》、李白《塞上曲》、崔颢《雁门胡人歌》等等。
其次，盛唐对民族关系的正确处理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国际声望，激发了盛唐文人讴歌强大国力的自豪感和民族自强的信心。唐前期三边形势虽然有过几次反复，但是朝廷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始终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尊重各民族的独立自主，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唐太宗击败东突厥后，“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通鉴》卷一九三)，听其自治，不但保障了西北边境的安全，还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的尊敬和信任。太宗两次被尊为天可汗，贞观年间出现了“北虏久服，边鄙无虞”(《通鉴》卷一九六)、“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旧唐书·高祖本纪》)的现象。开元年间重新确立对三边的优势后，玄宗基本上遵循太宗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了和战关系。如开元初突厥连年入寇，玄宗多次表示“求为和好”、“计彼此百姓，各得自安”、“甲兵休息，互市交通”的诚意(《赐突厥玺书》)，促使十姓部落背离突厥，归附唐朝，并斩默啜之首送于京师。又如开元十七年大败吐蕃后，在赤岭树立界碑，希望“永息边境，永代安人”(《旧唐书·吐蕃传》)。并将《毛诗》《礼记》等赠送给吐蕃。对于其他部落，唐朝多实行羁縻政策，或立国封王，或授以都督，任其自治。另一方面，唐朝对于四边邻国，也有以中华礼乐文明使之“慕化”的自觉意识和措施。例如对内附的外族实行移民，促使其学习农耕;让新罗、百济、高丽、高昌、吐蕃诸国酋长子弟入朝观看礼教，进行诗书礼乐的教育;通过公主和蕃、大臣出使，以及将帅治边等各种渠道，传播中土先进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文物典籍等等。甚至两京流行的山亭池苑也被搬到凉州，向胡人夸耀中原士大夫的高雅文化(见高适《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得雷字》)。所以诗人们送人出使，特别是对使往新罗和日本的使者，大多赞美他们“礼乐夷风变，衣冠汉制新”(陶翰《送金卿归新罗》)，表现了对汉文化“涵育无垠”、布化远近的自豪感。
天宝年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玄宗走向穷兵黩武，安禄山在范阳，哥舒翰在陇右，杨国忠在南诏，各处竞图勋伐。少数边塞诗也确有颂扬不义战争的倾向和反对和亲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大多数诗人都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指责开边的怨叹代替了开元时的高唱。这时只有岑参以与众不同的热情发展了开元边塞诗的特色。其原因主要是他处身于安西北庭的特殊环境里。西域虽然也发生过高仙芝欺侮石国导致怛逻斯战役惨败之事，但总的说来，还是坚持了玄宗在开元初处理西域问题“务于绥怀得所，不欲征讨示威”(玄宗《赐郭虔瓘书》)的正确原则，保持着强大的军事优势和融洽的民族关系，这正是岑参得以满怀自豪、充分描绘边塞奇异风光和胡汉人民友好往来及文化交流的现实基础。因而可以说，岑参的边塞诗是开元精神扎根在天宝后期安西北庭这块特殊土壤中所开出的一朵奇葩。
再次，从边塞诗的艺术传统来看：边塞题材与乐府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向来有拟古和拟乐府的传统。曹植的《白马篇》最早奠定了边塞诗借游侠奔赴边塞寄托建功立业理想的传统; 鲍照的《拟行路难》则在复活建安文人少年豪侠意气和建功立业精神的基础上，用拟乐府和拟古诗的形式，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借战士功成不赏抒写寒士不遇之叹，将游子思妇的传统题材引进边塞诗，表现征人戍边之苦以及思妇伤春感秋之情，确立了边塞诗的基本主题和表现方式。盛唐边塞诗承南北朝传统，乐府古题占边塞诗的一半以上，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传统主题和艺术表现，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精确描绘。盛唐文人借边塞题材歌颂建立不朽功名的理想，成为盛唐风骨的一个重要特色。殷璠《河岳英灵集》对高适、陶翰、崔颢、储光羲、王昌龄、薛据等诗人的评语中，特别强调他们的“风骨”，而从这些诗人的选诗来看，边塞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或表现了渴望到边塞立功的雄心壮志，或借不得勋赏的战士寄托自己光阴蹉跎、功业无成的悲愤之情。可见盛唐边塞诗只是英雄主义精神的赞歌，而不是开边战争的实录。
盛唐边塞诗之所以成为边塞题材发展中的最高峰，还在于它在继承乐府传统的基础上对前人的超越。盛唐边塞形势的改观、国力的空前强大，给人们造成了开拓眼界、振奋精神的时代条件，促使一代诗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诗人有机会亲临前线，进入军幕。如王维、崔颢、高适、岑参等，也有一些诗人自己到边塞去游历考察，如王昌龄、祖咏、王之涣等。他们在亲游边塞时所作，或针对当时边事有感而发的诗歌，反映了边塞和平宁静的现状，渲染了汉军强大的阵容与赫赫的声威，同时也揭露出军中赏罚不明、久戍不得功勋的深层原因。对游侠边塞立功的歌颂、对大漠风光的出色描绘，以及对边塞生活情调的向往，是盛唐边塞诗最热情浪漫的部分; 而将边塞问题和政治理想联系起来思考，又使盛唐边塞诗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理性精神。少数诗篇触及战争的根本目的，指出边事处理的隐患，虽然不是盛唐边塞诗的主调，但也是盛唐才出现的新鲜内容。
盛唐诗人打破前人写边塞多袭乐府古题古意的格套，即事名篇，自出己意，继承汉魏诗“志深笔长”、慷慨多气的风骨，又吸取南朝诗善写离愁别怨的长处，形成健康开朗的审美观念，以新鲜的生活和充沛的激情为传统的题材罩上了时代的光轮。典型的盛唐边塞诗没有传统语汇和习见意象的叠加和罗列，而是善于从边塞粗犷豪放的生活情调和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中寻找创作的灵感，着力于表现英雄侠士的意气风貌和塞外军营中的生活风习。王维的《使至塞上》以他善于构图的画笔，为大漠风光勾出了最辽阔壮丽的景观，《出塞作》《陇西行》《观猎》则从不同角度摄取飞骑的动势，或写军情的紧急，或写射猎的豪兴，都充满了热烈饱满的情绪。崔颢诗里的战场总是生机蓬勃，春意盎然，军中诸将和少年游侠个个豪气横溢，顾盼生姿。岑参在西域从军六年的独特经历给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奇事异闻，而他那豪爽开朗的英雄性格又使他对生活中不平凡的事物尤其敏感。初唐长篇歌行笼统铺叙的方式已不足以表现他丰富的生活体验，于是诗人将各种见闻和经历分成一组组画面，加以深入细致的描绘，如《走马川行》《轮台歌》《白雪歌》《天山雪歌》《火山云歌》《热海行》等等，热情洋溢地抒写了出师、征战、宴乐、射猎、送别等军营生活中的各种感受，展现了西域的各种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以及军民共同娱乐、友好往来的融洽关系。羌儿胡雏歌舞佐宴的热闹场面、使君美人快如旋风的婀娜舞姿、胡汉将军纵博畅饮、挝鼓同歌的豪放情兴，与绚丽的色彩、新鲜的膻味、浓烈的酒香、急促的弦管，交织成一片浓烈的异乡情调。而花门城头月色照见幕府文人欢醉中深藏的愁情，八月飞雪引起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幻觉，沙碛黎明前的夜色中掠过的飞鸟般的身影，都使好奇的诗人发现了边塞日常生活中蕴藏的美感。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的气概和豪迈乐观的精神使盛唐诗人一扫南北朝边塞诗中悲凉萧瑟的气氛，为唐诗增添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
如果说盛唐边塞诗中的奇情异彩是诗人们将建安时代的英雄气概结合于盛唐广阔多样的边塞生活的产物，那么它那悲壮动人的声情则是合理地吸取了南北朝边塞诗中苍凉哀怨之气的结果。盛唐诗人的功名抱负与他们经邦济世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赞美广大将士许身报国的精神，往往是与表达广大人民要求和平安定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盛唐边塞诗中杂糅着渴求立功和思乡厌战的复杂情绪，却仍能保持其雄浑开朗的意境，也是它的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合乎人之常情的离愁别怨和英雄气概相结合，苦难和崇高相对照，激发和加强了悲壮激昂的复杂情感。因而盛唐边塞诗的乐观浪漫不同于魏晋边塞诗那种极度夸张的英雄主义，其乡思离情也不同于南北朝边塞诗那种缺乏英雄气魄的边愁闺怨。高适《燕歌行》概括了军中将士的苦乐不均，征人少妇的离别痛苦，紧张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战士们奋不顾身的浴血苦战，在这样恶劣的自然和人事条件下，战士们那种“死节从来岂顾勋”的精神才更显得难能可贵，而全诗也在这些复杂情绪的交织中产生了雄厚深广的艺术力量。李颀《古从军行》揭示出统治者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掠夺，是盛唐边塞诗思想最深刻的一篇。诗里虽然集中了刁斗琵琶、雁鸣人哭等边塞最哀怨的声音和风沙雨雪、野云大漠等最典型的荒凉景象，但境界仍然极其壮伟。王之涣的《凉州词》寓春风不度的哀怨于黄河白云的辽阔空间之中，王翰的《凉州词》在醉卧沙场的颓放中仍然透出直面美好人生的豪爽神情，无不渗透着这个时代审美理想的特色。王昌龄《从军行》中的玉关羌笛、长城明月固然引起了征人的缭乱边愁，但在大漠红旗、青海孤城下鏖战的场面更加热烈激奋。著名的《出塞》诗以千年不变的明月和关塞作为历史的见证，从秦汉以来无数将士从军未还的悲剧中，提炼出多少代人民的和平愿望和爱国热情，为盛唐边塞诗奏出了雄浑壮美的主旋律。
总之，盛唐边塞诗作为这一题材的典范，绝大多数诗歌都以健康的审美观念反映了人们为盛世所激发起来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形成了壮丽豪放和一往情深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因此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而值得我们珍视。
山水田园虽然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永不衰竭的题材，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但是像盛唐山水田园诗这样盛极一时的局面却是空前绝后的。其繁荣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繁荣的经济和安定的社会为大多数文人提供了寄傲林泉的物质条件和安逸的环境。盛唐的隐居有多种形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高蹈避世的隐居。有的隐居是为入仕做准备;有的是在得第后等待选官，或者罢官以后暂时赋闲，等待再选;有的隐居只是假日的“休沐”，因为朝廷经常鼓励百官假日寻找风景优美的地方游乐，并供给食宿。这在当时称为“朝隐”，也就是亦官亦隐。而所有这些隐居生活的前提是庄园别业在官僚地主阶层中的普及。从初唐到盛唐，均田法逐渐废弃，庄田又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朝的官员多有郊馆山池以享受边官边隐的雅趣;在外郡的官员也常在任所或附近州县置有“寄庄”，作为在任时或赋闲时的栖息之所;连一般地主也有别业山庄，作为他们求仕之前或失意之后独善其身的居处。这些别业山庄的构筑崇尚自然野趣，不加穿凿，山林田园风光融成一片。从而促使晋宋以来分道而行的山水和田园两大题材相互渗透，合为一体。
其次，盛唐科举取士的路径较多，除了科举以外，征召辟举也是一种辅助的办法。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于征隐士，举逸人，一些文人怀着起于屠钓、风云际会的幻想，把隐居山林、求道学仙当作求官的一条终南捷径①。唐代皇帝信奉道教。特别是在南朝形成的茅山道派，由于在频繁的朝代更替中，能适应政权易主的需要，为新君解释天命，在政治变革中发挥儒教和佛教所无法代替的作用，故而在初盛唐成为最受统治者尊崇的教派②。这对好作“方外之游”的盛唐部分文人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学道求仙对于隐逸之风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再次，唐代南北统一，水陆交通方便，唐人游学观览的风气十分流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不曾做过长途旅行。各地州县官又大都爱好文学，所到之处，总有文人聚会迎送，赋诗留别。从初唐以来就兴起的游览观光、赠答留别的宴会和文会，到盛唐更加普及。大量的山水诗和送别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产生的。因此山水田园诗的兴盛正是盛世气象最突出的表征。
第四，山水诗和田园诗在晋宋之交同时出现，经过南朝到初唐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特别是山水诗在神龙元年到开元十五年前经历了继承齐梁体和效仿晋宋体的交替变革，在南方出现了山水诗创作的几个地带，如宋之问和沈佺期在南贬岭表途中所写的大量山水诗，神龙年间名闻于上京的吴越诗人群的山水诗，张说在开元初贬到岳州时与一些贬谪诗人同写的山水诗，以及张九龄在外放至洪州期间所写的大量感遇体山水诗等等。这些诗不但形成了风骨与词采相结合的风貌，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逐步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如古今体格调的区别渐次清楚，情景关系的处理愈趋丰富多变，取景的视野不断拓宽，诗境的概括力不断提高，构思的复杂化和“兴象”的个性化取代了刻板的模山范水和静态观照的模式等等，这就为盛唐山水诗的繁荣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是也留下了不少课题有待于盛唐解决。
山水田园是盛唐诗人普遍使用的题材。以前的文学史把盛唐诗分为山水田园和边塞两大派。这主要是按题材划分的，此说已经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现在看来，边塞诗派成立的根据还不够充足。而山水田园诗派则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部分诗人的基本旨趣、审美观照方式、艺术表现的传承关系和人事交游关系得到界定。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主要指以王孟为代表，包括储光羲、常建、祖咏、綦毋潜等在内的一批风格近似的诗人，他们大都与王维有较密切的交游关系。此外，王昌龄的山水诗也较接近这一诗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派诗人的共同特征。
首先，他们都继承了在东晋玄言山水诗中确立的观照自然的精神旨趣和审美方式，即在大自然中追求任情适意、怡然自足、逍遥自在的乐趣，领会老庄超然物外、与万化冥合为一的境界;在深沉静默的观照中“坐忘”，遗落一切，忘却自我，使心灵像一面莹澈的镜子，从虚明处照出完整的自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对自然的理解虽然有差异，但其体合自然、适己为乐的精神旨趣，以及澄怀观道、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都是在东晋玄言诗的影响下形成的。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从当时的文化理想出发，在田园中寻求“任天和”、“忘形同化初”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身心相离，理事俱如”的态度，以达到“何往而不适”的内心调和;深刻领会陶谢诗中的沉照忘言之境和“独往”之趣，在天地之间得大自在的境界中悟出自然无名之道。这就通过对陶谢的兼收并蓄，把顺应化迁、领悟自然的意趣和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这一诗派的共同特征。
其次，这派诗人将陶谢诗的旨趣和审美观照方式与方外之情结合起来，形成了爱好幽寂空静之境的共同特色。所谓方外之情，主要指佛境和仙境。游仙和隐逸在东晋时已有密切关系，不少玄言诗人笃信道教，也创作了一些将游仙、山水、玄言相结合的山水诗赋。但晋宋之交，玄言诗转向研讨佛理。东晋后期山水诗几乎全出于佛门。游仙诗在东晋茅山道派杨羲的手里，变成了纯粹的道教诗。而山水诗在走出理窟以后，便由证道变为缘情，与羁旅行役、宦游送别等题材相融合，离仙境佛界渐远。直到初唐后期，以陈子昂、宋之问、司马承祯为代表的“方外十友”，造成了文人与道士交游的风气，才促使游仙诗和山水诗初步结合，为盛唐山水诗增辟了一种新的境界。盛唐诗人大都与佛教道教中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都好写方外之情。但有的在山水诗中夹杂许多佛道的专用名词和典故，宗教气息很浓，如王渔洋就嫌李白的山水诗有“龙虎铅汞之气”。王孟诗派表现方外之情大多没有纵诞的宗教色彩，而是将仙境和佛境化入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创造出清静空灵的艺术意境，因而与其他诗人有明显的区别。王维和常建、綦毋潜等又吸取了禅宗顿悟性空之理，运用于朗鉴澄照的审美方式，使心性之空在空寂之境中得到印证，彻悟万籁皆空的自然之道。常建还在游仙诗中融会了自悟心空的感受，在照见天地的诗心中映出仙山云霞之气，以及心入化境、目无烦累的静趣。这就使他们的诗篇消解了佛寺梵境的灵光宝气，以及炼丹采药的铅汞之气，着重表现了逍遥方外、适意自在的兴致。
第三，王孟诗派在继承陶谢诗歌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融兴寄于观赏、寄情兴于鲜明画面之中的表现方式，以及通过虚实关系的处理创造意境，具有韵外之致、象外之趣的共同特色。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继承了魏晋诗歌咏怀兴寄的传统，与东晋士人的审美观照方式相结合，基本表现方式是以情体物，融兴寄于自然美。谢灵运的山水诗运用玄言诗仰观周览的观照方式，又吸取了汉魏招隐诗和行役诗移步换形、以行踪作为主线的结构方式，使之与大全景式的构图融为一体，因而诗中的山水描绘，主要是以客观观赏为主，容易造成山水描写和抒情说理分为两截的问题。经过谢灵运到何逊、阴铿的努力，山水诗逐渐解决了融情入景的问题。初唐时期，田园诗数量极少，而且脱离了陶诗重兴寄的传统，向重观赏的方向转化。山水诗则经历了两次轮番学习大谢体和小谢体的复变，促使原来缺乏兴寄的山水诗向着陶诗的表现方式转化。尤其是张九龄把山水诗和感遇诗结合起来，使山水诗在探求人生意义的深层次上与陶渊明的田园诗趋同。王孟诗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兴寄融入观赏。孟浩然的近体山水诗使比兴的思理在景物描绘中无迹可求，是他对山水诗的重要贡献之一。王维的各体山水诗都工于刻画而深于寄托。储光羲在田家生活的描绘中感遇寄兴，创造了独特的感遇体田园诗。这就使情中见景和景中见情这两种表现方式融为一体，形成了兴会深长的特色。
王孟诗派对陶谢的继承，还体现在意象、语言、结构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段上，例如通过创造类似的隐居环境，表现与陶渊明类似的心境;吸取谢诗形象鲜明、容量较大、语言典雅的特点，在登临游览中展开山水长卷等等。但他们没有停留在单纯继承和融合陶谢的水平上，而是在融合的基础上，把意象提炼到具有最高概括力的程度。他们处理虚实关系的手法主要有三类。一是淡化和疏化景物形貌的刻画，注重传神。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很少用繁富的描写正面刻画景色，而是采用空中传神的手法，从不同角度烘托主景。使不少名篇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二是以灵活巧妙的构思改变大谢平铺直叙、面面俱到的章法，突出主线，详略得宜，形成曲折有致的多种结构方式。甚至使一向以意象密实为特色的古体游览诗也创造出空灵的意境，王维的《蓝田山石门精舍》《青溪》等名篇即是例证。三是通过意象的取舍和精心组织，使最精简的色相能提供最大的想象余地，这主要以王维的五言绝句为代表。总之，王孟诗派以体合自然、适意自足为旨归，爱好清新闲雅、空灵淡泊的意境，艺术取向和创作倾向大致相同，可以称为一个诗派。尽管盛唐诸家诗人如高适、岑参、李颀等都有不同特色的山水诗作，但其风格、韵致、旨趣与王孟诗派有较大差异，不能归入一派。
王孟一派解决了开元前期山水诗留下的许多课题，如开元前期，山水诗主要出自南方，京洛山水诗仅见于别业和应制诗，到王维手里，北方雄伟的山川风貌才得以充分的展现。在艺术表现上，他们重视妙悟，直寻兴会，注重构思;善于通过提炼典型意境体现自己的个人风格;融化禅境和仙境以丰富山水诗的内涵;运用动静虚实相生之理以简化意象，追求象外之趣;特别是在通过写境和造境的结合创造静美的意境和处理空间的方法等方面，为后代的文人诗和文人画树立了极高的标准。因而能够代表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精神旨趣和最高成就。
注释
① 参见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求仙隐逸的政治目的》,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② 参见葛晓音《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