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盛唐诗歌·并峙的顶峰

在群星灿烂的盛唐诗坛上，李白和杜甫是最耀眼的两颗巨星。当开元精神在天宝年间逐渐暗淡下去的时候，是他们将盛唐诗推上一个新的高峰，不但大大深化和开拓了盛唐诗的内涵和容量，而且以包罗万家的艺术成就和称雄百代的创新精神确立了盛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

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顶峰，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以盛唐诗所取得的极高成就作为创作的起点。首先，他们的诗歌集中体现了盛唐诗人心胸宽广、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时代性格，表达了同时代诗人济苍生、安社稷、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理想，及其在追求功业的现实中所产生的不平之气。只是李白的这种理想融合了儒、道、任侠、纵横家等各种思想的影响，经过文学的夸张，放大了无数倍。他以吕尚、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等非凡的历史人物自比;要求平交王侯，长揖万乘，不屈己，不干人;不屑于走平常应举的途径，而是“用交游干谒、求仙访道、退隐山林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希求一步登天”(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风云感会，为君辅弼，而以功成身退为最终目标。这些幻想和自信都是在盛唐鼓励士人高谈王霸、推贤进士的政治空气中激发起来的，只是他比盛唐文人表现得更强烈、更夸张。李白爱好纵横和任侠，虽然在盛唐文人中不具有普遍性，但仍然与时代精神有关：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和侠士一类人物，使士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他们对精神自由和人格平等的追求。盛唐诗人普遍的布衣感及其对于权贵的不平之气，孕育了李白作为布衣的骄傲和自尊，并且自然促使他到纵横家和侠士那里去追溯士的自由精神的源头。因此李白能够成为盛唐布衣精神最优秀的代表(林庚《诗人李白》)。杜甫在盛世文明的教育下长大，整个青壮年时代在开元时期度过。他从同时代人的远大抱负和活跃思想中获得了进取的信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与盛唐文人一样，自负为君辅弼、化成天下的大任，充满了前程万里的信心。《饮酒八仙歌》在八位酒仙的狂态中发掘出他们将王公至尊、仕途富贵、世俗人情和各种清规戒律统统置于度外的高迈绝尘之气。这种狂放、旷达和自由正是杜甫心目中理想的开元精神。因此，尽管他的大部分诗作都写于安史之乱以后，但他一生都在不懈追求的太平治世正是以他经历的盛唐为蓝本的。只是杜甫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将盛唐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提纯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包括李白在内的好多盛唐诗人对功业理想的追求难免夹杂着对个人功名富贵的热望，以及退隐独善的消极态度。而杜甫却终其一生都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视为人生的终极关怀，他不愿寻找避世的桃花源，不惜剖心沥血，以供养象征国家祥瑞的凤凰;甘愿以一己之身承担天下的苦难以换取天下苍生的安定幸福。如果说盛唐开元政治实现了人们所理想的尧舜之治，那么杜甫则是体现了历代中国人理想中的古圣人之心。

其次，李白和杜甫都在开元清平政治结束以后才达到创作高峰期。他们通过各自的不幸遭际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在天宝至安史之乱以后的诗坛上，满怀忧愤地揭示出严重的政治危机，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背景，以深刻博大的内容充实和提高了盛唐诗的思想境界。盛唐诗以理想主义为基调，乐观开朗，意气风发，但不以批判现实见长，揭露时弊、反映民瘼的作品较少。只有高适、王昌龄、储光羲等少数诗人的作品涉及边塞失控的问题和农民遭灾的痛苦。李白和杜甫则全面揭示了天宝政治中所有的黑暗现象。政治方面，天宝六年李林甫谗害李适之、裴敦复、李邕等名臣的事件，唐玄宗迷信神仙道士、宠信杨国忠兄妹、重用斗鸡小儿和宦官的现象;边事方面，哥舒翰靠屠杀取吐蕃石堡城，杨国忠派鲜于仲通征南诏国，安禄山在范阳拥兵自重等重大问题，都在他们的诗篇里及时有力地揭露出来。所不同的只是李白更多地着眼于奸邪蒙蔽君王、内宠外戚乱政、宦竖小人得势等上层政治的问题，所以到天宝后期，他的政治理想明确地定位为清理君侧，使帝道重明。而杜甫则更多地着眼于普通百姓在穷兵黩武和乱政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危机，抒写了大乱一触即发的忧虑和预感。安史之乱后，他们又同时卷进了肃宗即位后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中。李白因从永王璘获罪以及杜甫因疏救房琯而获罪，都关联到玄宗和肃宗父子两代的矛盾，因而都成为统治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李白在获罪后以其有限的余生迸发出最后的雄心，以平定叛乱、挽回国运为己任，表现了忧国忧民的强烈激情和拯世济时的责任心。杜甫在获罪后通过深刻的反省和思考，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他以大量诗篇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的整个历史过程;通过自己和家庭在丧乱中的艰难处境和见闻，反映了动荡混乱的现实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愤怒谴责了“诛求”和“割剥”百姓的贪官污吏，以及谋叛作乱的各地将帅;在对现实的清醒批判中，又表达了对国家中兴的希望和信心。这些诗篇在黑暗血腥的年代里，闪耀着人道和正义的光芒，照亮了盛唐末期的诗坛。李白和杜甫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抨击时弊的巨大力量，关注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都根植于盛唐所赋予他们的高昂激情、宏伟气魄和时代责任感。

李白和杜甫的诗能达到无人超越的高度，还因为他们融会了前代和当代诗歌的全部成就，各自开出了极富独创性的艺术境界。其鲜明的风格和个性代表着中国诗歌史上两种互成对照的审美取向，交相辉映，难分轩轾。前代诗论家说李白诗风飘逸豪放、壮浪纵恣;杜甫诗风沉郁顿挫、恳切淋漓;李白的笔力变化在歌行中达到极致，杜甫的笔力变化在律诗中达到极致。李白的变化在声调和辞藻，杜甫的变化在立意和格式;李白的诗语清浅自然，杜甫的诗语凝重精深;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这些看法确实概括了他们的主要区别。

李杜的差别，当然首先是由两人不同的生活道路、时代条件和生活际遇所造成的。李白的诗更多地反映了盛唐诗人积极进取，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杜甫年辈较晚，毕生处于动荡流离之中，他的诗更多地反映了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李白崇道，杜甫尊儒，这些都是决定他们诗风差异的基本原因。如果把这两种诗风放在盛唐诗歌艺术的发展中来考察，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出二者的成因及其在诗歌史上的意义。

首先，两人虽然都是荟萃前人，但所取渊源不同。李白以庄子楚辞为源头。庄子希望在精神上获得绝对自由，要求超越一切社会矛盾和自然规律之上的理想，以及想象奇特、思路跳跃、文风恣肆、变幻莫测的艺术表现给了李白直接的影响。屈原不屈不挠地追求美好政治的精神，以及坚守清白节操、不惜以生命殉志的高尚人格，使他的辞赋在李白心目中如“悬日月”。楚辞瑰奇宏丽的艺术风格和飘渺奇幻的神话世界也随着屈原的精神一起进入了李白的艺术理想。魏晋诗人阮籍诗里清虚高远的境界也来自庄子宏阔玄远的思维方式，那种夸大到极致的雄杰壮阔的气势，打开了李白壮浪纵恣的诗境;鲍照乘时而起的理想以及对现实的愤激不平之气，构成了乐府和歌行中俊逸的气势，尤为李白所乐于接受; 谢脁山水诗的清新秀丽和南朝清商小乐府的天然情韵，更为李白所称道。这些渊源形成了李白飘逸狂放、天然清新的风格。杜甫诗向来被称为“集大成”，他的诗似乎没有李白那样祖尚前代某些诗家的痕迹，而是博采兼取，深求其理而不师其貌，所以能浑成无迹。他以诗经、汉魏乐府为源头，不仅是继承其反映现实的传统，而且吸取了其中许多基本的创作原理和表现手法。从提炼生活素材进行艺术概括的方式，到使用对话、比兴、叠字、民谣、叙事等表现手段，都能自然融会。而在兼取汉魏乐府的古朴通俗之时，又能留意于齐梁的华美细致;对于初盛唐文人批判的齐梁诗风，他主张既别裁伪体，又取其清词丽句。所以既能学习阴铿山水诗的苦心构思，又能从庾信的暮年诗赋中找到表现悲凉萧瑟心境的知音。尤其是庾信后期诗以俗杂雅、以涩治滑、厕清声于洪响、经语典故入诗以纠齐梁流利浅易之偏的作法，使杜甫在盛唐诗发展到唯以闲雅为致、风格不出清新豪放两大类的情况下，悟出了应当以拙间秀、以生间熟、以钝间利、以深厚治浅易、以博大治单一的道理，从而进一步朝深处、细处和广处开掘，这就形成了杜诗博大精深的特色。

其次，两人都融会了盛唐诗的表现艺术，擅长各种诗体，但个性和取向迥异。李白诗体现了盛唐清新豪放这两大类风格的共同特色，只是他把盛唐诗人的共同理想和不平之气夸大到极点，把自我形象放大到极限，他以天马、巨鲲、大鹏为自己的图腾，在想象中展开了来去自由、不受时空和一切自然规律限制的广阔天地。他运用夸张、神话和幻想塑造了自己总在太清中遨游的非凡形象，使他的诗境产生了“天与俱高，青且无际”(张碧语)的独特美感。最能体现其独特风格的诗体是他的杂言和七言乐府歌行，它们打破初唐整齐骈偶的形式，杂用古文和楚辞句法，善用豪放纵逸的气势驾驭瞬息万变的感情，用仙境和幻境构成壮丽奇谲的理想世界。尤其是那些描写名山大川的诗篇，大都将胸中喷薄的豪气融入自然景色，通过出神入化的想象组成更加壮美的意境。他又善于将消极的悲叹和强烈的自信统一在同一首诗里。全凭灵感和热情控制诗歌的意脉，出人意料的变化和语断意连的飞跃转折，构成了李白豪放诗风的主要特色。豪放虽然是盛唐诗的共性，但李白又有其狂放的特殊个性。这种酣畅恣肆的诗风，不仅见于他诗中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壮阔雄伟的艺术境界，也见于日常生活的描绘，尤其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造就了“诗仙”和“狂客”的艺术形象。

另一方面，盛唐诗清新自然的共同特色在李白诗里也得到典型的表现。李白自觉地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继承了南朝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盛唐诗人普遍爱好单纯和高洁的诗境，而李白比一般诗人还要天真清高，所以诗境也格外晶亮透明。他的山水隐逸诗和送别诗，既有王孟那样清新自然、情深韵长的特色，又无不显现出自己飘逸的风神。尤其是乐府诗，在李白手中最大程度地恢复了汉魏兴寄的传统和南朝乐府天真自然的风致。李白的乐府占初盛唐乐府总数的三分之一，既是最能体现其天真狂放个性和特殊成就的诗体，同时也是对汉魏六朝及初盛唐乐府的全面总结和提高。如果说陈子昂是通过恢复阮籍式的比兴和汉魏五言古诗来提倡建安风骨，那么李白则是通过大量创作古题乐府弥补了陈子昂的不足，完成了盛唐诗的革新。六朝风韵的古题乐府因李白的创作而臻于极盛，但也使后来的诗人难以为继。所以无论是从诗风还是诗体来看，李白诗是对盛唐诗的综合和总结，是放大了的盛唐诗风的典型代表。

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元稹《唐故检校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秦观《韩愈论》)。他不仅包有盛唐豪放清新的两大类风格，更兼备古今各种体势，因此他的集大成不是仅仅集六朝盛唐之大成。事实上，把杜甫放在中国诗歌史上来看，杜甫的意义除了继往以外，更多的是开来。杜甫当然也创作过不少盛唐风味的歌行和绝句，他在五律和五言排律方面的精深造诣更是以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成熟和普及为基础。但是杜甫对于诗艺的追求，是以他对六朝和盛唐诗的基本特色和发展趋向的自觉思考为起点的。他清醒地看到天宝以后诗坛因沿袭王孟而趋于陈熟、流行“翡翠兰苕”式的清雅小景的倾向，明确提倡“碧海鲸鱼”式的宏大气魄，力纠世人对骚赋、齐梁、庾信和四杰的偏见，要求深入探索诗歌创作之“理”。因此他能在李白把盛唐诗的天然壮美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从推陈出新着眼，开出另一种境界。

杜甫最善于把慷慨述怀、长篇议论和具体的叙事、细节的描绘、用典的技巧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艺术结构中。开合排荡，穷极笔力，深厚雄浑，体大思精，便是他那些五古五排、七言歌行等以咏怀为主的长篇诗歌的共同特色。这类诗是盛唐之音中的洪钟巨响，也开创了在诗歌中大发议论的先例。与李白全力创作古题乐府和六朝风味的歌吟相反，杜甫最重大的创新是继承诗经、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本着缘事而发的精神，即事名篇，开出新题乐府一体。这些诗既是从诗人自身经历的情境出发，又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 既吸收了汉乐府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特点，又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通过高度概括的场面描写，以诗史般的大手笔展现出广阔的时代背景，将汉乐府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单一性变为多面性，充分调动歌行的跳跃性和容量大的长处，自由地抒写他对时事的感想和见解，更是他对汉乐府叙事方式的重大突破，并开创了中晚唐至宋代以新乐府写时事的优良传统。

杜甫“沉郁顿挫”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咏怀和新题乐府这两类代表作中。这四字本来是杜甫的自评，“沉郁”指文思深沉含蓄，“顿挫”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之意。因此作为其风格的概括，便包含了深沉含蓄、忧思郁结、格律严谨、抑扬顿挫等多重内涵。与不受格律束缚的李白相反，杜诗格律之精严独步千古，其中以五排与七律最见功力。其五排凝重典雅，篇制之巨，数量之多，在盛唐以前罕见。七言律诗则尤有新创。盛唐七律尚未脱歌行韵味，虽丰神极美，流畅超逸，但体裁未密。到杜甫手中才严密合律，而又一气呵成，一意贯穿。杜甫漂泊西南时期，深入探索七律的特殊体调和表现功能，章法格调变化多端，句法字法尤多创新。草堂时期兴会繁富，大抵以平易流畅为主。夔州时期又大力创作七律组诗，以回忆为主，遂在典故和故事上驰骋想象，以苍凉的笔调绘出浓丽的幻梦，语言的提炼和声情的传达妙合无垠，将七律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

盛唐诗的风格大体不出清新与豪放两大类，而杜诗则除了沉郁顿挫以外，还有多种风格，“或清新，或奔放，或恬淡，或华赡，或古朴，或质拙，并不总是一副面孔，一种格调”(陈贻焮《不废江河万古流——纪念伟大诗人杜甫诞生1270周年》)。盛唐诗人往往在静态的意境中，寻找对大自然的妙悟和兴会，所表现的主要是可视可听、可用常情来理解的事物，杜甫意识到诗歌要向前发展，必须超出这种常理，去探索那些“不可明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叶燮《原诗》)。他的景物描写往往超出可视可听的界线，捕捉潜意识和直觉印象，寄托朦胧的预感，表现更深一层的内心感觉。盛唐人的艺术表现虽然丰富，但技巧手法服从于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杜甫在大量抒写日常生活情趣的小诗中，非常注重构思、立意及技巧的变化，为后人开出不少表现艺术的法门。经他提炼过的句式能微妙地传达出字面意义所不能涵盖的情绪感受。无论是融化经史典故还是使用口语俗语，都能充分地发掘语言潜在的表现力，所以他不避尖新生僻，不避拗拙深险，冲破了盛唐以闲雅、冲淡为上的审美趣味，大大拓宽了诗歌的题材和境界，开出了中晚唐乃至宋诗各种艺术流派的门径。因此杜甫诗是在继承盛唐的基础上，对盛唐诗的丰富和创变。

李白和杜甫各自以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巨大的创造力发展了盛唐诗。盛唐诗也因这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不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