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盛唐诗歌·气象与风骨
在中国诗歌史上，能够兼备气象和风骨的只有盛唐诗。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最早提出“盛唐气象”一语。林庚对此做过精彩的阐发：“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根植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它也是中国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 ‘浑厚’ 的盛唐气象的风格。”林先生不但指出盛唐浑厚的气象是时代性格在盛唐诗的思想和艺术中的全面体现，而且指出建安风骨是盛唐气象的骨干，“没有这个骨干，盛唐气象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盛唐气象又不止于这个‘骨’，它还有丰实的肌肉”，“它乃是建安风骨的更为丰富的展开”(林庚《盛唐气象》)。
所谓建安风骨，主要是指汉魏诗歌中抒写人生志气、追求远大理想的传统。它在宋齐以后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嘲风月，弄花草”、缺乏言志述怀的深刻内容和刚健骨力的创作风尚，也就是所谓齐梁绮靡文风。虽然从西魏隋代开始，就对齐梁文风展开了批评，但唐代诗人对建安风骨的认识，却是经历了初唐到盛唐漫长的诗歌革新过程，才逐渐清晰的。初唐魏征最早提出了把江左的清绮文采与河朔的贞刚之气结合起来，实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隋书·文苑传序》)的理想。王勃针对“上官体”，担当起使“积年绮碎，一朝清廓”(杨炯《王勃集序》)的历史使命，并鲜明地指出了诗歌振作在于“风骨”的核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在理论上把风骨和建安诗联系起来。直到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风骨，肯定了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抒写人生理想的慷慨意气，指出“汉魏风骨”和“建安作者”是上承风雅传统的，才把建安风骨和风雅兴寄统一起来。他的《感遇》38首仿照阮籍《咏怀》，从宇宙变化、历史发展中探索人生的真谛和时代的使命，以及自己在“天运”、“物化”中的地位，一方面，以拯世济时为己任，激发起个人对时代和国家的责任感; 另一方面，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保持穷达进退的节操，这就是他所提倡的风雅兴寄的主要内容。盛唐诗人对建安风骨的接受正是由此开始的。但陈子昂在强调建安风骨的同时，对齐梁词采淘洗过分，又不免偏颇。
初盛唐之交，先后主导政坛和文坛的两位宰相张说和张九龄继承陈子昂的主张，在盛唐诗歌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说对于屈原、宋玉以来的历代文学一概持肯定态度，是对王勃和陈子昂矫枉过正的反拨。他主张作诗要文采和风骨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了盛唐诗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他还通过自己一生为功业所充实的创作实践发扬建安精神，为盛唐诗人做出了表率。张九龄仿陈子昂作《感遇》12首，以志士闻达之难、世路不平之叹为中心，抒写对功名理想、志士高节的追求，并提出了乘时而起、功成身退的处世原则。这些思想进一步充实了风骨的内涵，对盛唐文人的影响最为直接。活跃在开元年间的诗人王湾、王翰、王维、孟浩然、卢象、储光羲、綦毋潜等人在思想上和人事上与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在二张的影响下，将建安风骨和齐梁词采相结合，已成为盛唐诗人的共识。不但王维、孟浩然高唱着“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王维《别綦毋潜》)、“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孟浩然《陪卢明府泛舟回作》)，就是与二张没有直接联系的高适、李白也同样在称扬“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高适《淇上酬薛三据》)、“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登宣州谢朓楼》)。盛唐“言气骨则建安为传”(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的风气便是这样形成的。由于盛唐诗人从江左的文学传统中继承了题材、形式、声律、语言艺术技巧等文学载体，这就决定了他们以“建安骨”的精神气质充实于南朝文采的基本表现方式①，所以盛唐诗不仅有“骨”，还有丰满的肌肉。保持了“建安骨”和“江左风”的平衡。
但是盛唐与建安的时代毕竟不同，盛唐诗人提倡“建安骨”的同时，更高的理想是恢复大雅颂声。李白的《古风》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不仅是因为受到传统诗教说以雅颂为王化正始之音的传统观念的影响②，也是基于盛唐文人的时代共识，而对文学提出的反映理想政治的更高使命。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里说：“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芮挺章在《国秀集序》里说“仲尼近礼乐，正雅颂”，批评“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与李白革新诗歌的思想一致，都与开元时政治革新的背景直接有关。景云年间，玄宗在东宫时，以张说为核心的一批文儒就向他灌输了许多提倡儒学和礼乐的思想，玄宗本人也有意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开元年间，在选人和吏治的改革方面卓有成效，社会安定，政治清平，经济文化繁荣;同时又基本上解决了三边问题，疆域辽阔，万方来朝，中外交流频繁，这就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文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多少代人所理想的尧舜之治似乎就在眼前。如果说唐初百废待兴之时，礼乐还被唐太宗和大臣们看做不急之务，那么开元时代已经具备了以礼乐雅颂来文饰太平的现实条件。这是唐玄宗能够采纳张说等人的意见，大倡儒学和礼乐的根本原因。于是，勘正群经、讲求礼乐、振兴太学和州县之学，盛况远远超过了前代。礼乐观念迅速普及，大臣们纷纷上书献赋，主张从礼乐入手实现教化，使风俗返璞归真。正是出于改革政治的需要，唐玄宗也对近代诗风提出了批评，说“近代”“问礼言诗，唯以篇章为主”，“舍兹确实，竞彼浮华”(《将行释奠礼令》)，提出“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诗》)。开元十三年集贤殿书院的成立正是表明“皇帝稽古崇训，开堂集儒”(张九龄《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张说学士上赐燕序》)的一个标志。开元时太常礼乐齐备，多次举行重大礼典，歌颂“开元皇帝”恢复“周道”和“王泽”的赋颂大量涌现，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是精通礼乐雅颂。所以高适说：“皇情念淳古，时俗何浮薄。”(《淇上酬薛三据》)李白说：“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殷璠也将唐诗在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兼备”的原因归于“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说明盛唐诗歌革新确是以开元初倡导淳古真朴的风气为前提的。
“大雅思文王”，“圣代复元古”，并非拟古和仿古，只是指引创作归于真淳朴素的一种精神导向。更重要的是肯定上古理想政治在当代的复兴，为诗人们带来了欣逢盛世的幻想。李白正是出于这种自豪感，在《古风》其一里表达了开元诗人“群才属休明”的一致认识和“乘运共跃鳞”的共同愿望，以及复兴“文质相炳焕”的诗坛盛况的责任感。乘运而起、建功立业的理想使盛唐文人在大雅颂声和建安风骨之间找到了精神的结合点。建安风骨和大雅颂声相结合，是盛唐对建安的丰富和发展。建安文人虽有匡时济世的雄心，但处于世积乱离的时代，较多风衰俗怨的悲凉慷慨之气。盛唐文人躬逢盛世，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为君辅弼、经邦济世的现实可能，必然更多高亢乐观的颂美之声。
由于盛唐气象“是建安气骨更丰富的展开”，盛唐诗人表现在诗歌中的风骨也带有更鲜明的时代色彩。殷璠指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兼备”，把盛唐诗风骨完备的时段明确地划在开元十五年之后，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做过不少研究。赵昌平先生首先从诗人更迭的情况来考察，指出开元十五年前后，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长安诗人群体的新陈代谢，除李杜高岑以外，一般所称盛唐名家都已活跃在以长安为中心的诗坛(开元十五年前后)。开元十四、十五年，是盛唐诗人登第的第一个高峰。此前张说已成为政坛和文坛的核心人物，其推崇礼乐雅颂的主张改变了朝廷的政治学术风气，成为开元诗歌革新的主要背景。从各类诗歌的创作来看： 开元十四年到二十二年间，是山水田园诗的高峰期。二十到二十七年是边塞诗的高峰期。开元十五年张九龄外放洪州期间，创作了一批吟咏山水和感怀言志的五言古诗。此后感怀言志类诗大量出现，并渗透到山水田园、边塞闺情咏物等各类诗歌中去。由于各类题材都有感遇寄托，从而使开元诗普遍体现出健举的风力。联系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的诗人评语里对风骨的称道及其选诗来看，我们可以把盛唐的风骨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诗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的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积极的思考。对天道人事的探索虽然是阮籍《咏怀》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一个传统，初唐诗也充满世事沧桑的感伤。然而盛唐诗人被天地盈缩、人生短暂的清醒认识所反激起来的是壮志蹉跎的苦闷，以及对生命和光阴的加倍珍惜。在“大化”的规律中观察时代，审视自我，使诗人们树立起明确的人生目标，驱散了初唐诗中的朦胧和惆怅，使他们的诗歌情调更为爽朗，境界更为高远。
其次是诗人们在追求功名的热情中显示出来的强烈自信和铮铮傲骨。进取的豪气和不遇的嗟叹相交织，讴歌盛世的美颂和抗议现实不平的激愤相融合，成为盛唐风骨最显著的特色。建安风骨的实质本来就是歌唱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拯世济时的壮志，寻求人生的永恒价值，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面影。盛唐诗人躬逢盛世，讴歌太平和“明主”成为他们自觉的愿望。开元年间所造成的朝野上下以推贤进士为至公之道的共识，和礼贤下士的浓厚政治空气①，在诗人们眼前展现了无限的希望，也给了他们高谈王霸、获取功名的强烈自信。即使一时不遇，仍对前程充满信心。他们力求在干谒中与权贵保持人格的平等，在诗歌里抒写布衣的骄傲和自尊，对盛世中的民瘼表示了真诚的关怀。这就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实质精神。
再次是诗人们在出处行藏的选择中大力标举“直道”和“高节”。汉魏诗中虽有对节操的赞美，但到了陶渊明，才真正从人格操守方面完善了风骨传统中的道德内涵。盛唐诗人将道德操守和干进联系起来，强调青松凌霜之节和冰壶澄洁之质，不仅是为了在功名得失中取得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高尚和完美。无论出处进退，都要保持清白和正直，这也是盛唐风骨中的新内涵。
盛唐风骨以上几方面的内涵在开元诗坛的名家诗作中都已具备，因此有些明清诗论家把风骨仅归于陈子昂和李白、杜甫，是片面的认识①。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特别举出六位以风骨见长的诗人，即崔颢、高适、陶翰、储光羲、薛据、王昌龄，固然有见，但盛唐风骨的典型特色其实同样也体现在孟浩然、王维、李颀等人的诗里。特别是王维，在他开元前期到开元二十三年以前的诗歌里，比其他诗人更早也更集中地表现出这些特色。由此可以说，开元诗歌革新是由张九龄、王维、孟浩然、高适、王昌龄、储光羲、李颀等一批诗人共同完成的。开元末到天宝初，盛唐清平政治逐渐变质，玄宗渐趋骄满荒淫。以李林甫为首的一批吏能之臣掌权后，排挤开元时代由二张扶植起来的文儒，从景云、开元以来历经政变考验的一批贤良大臣到天宝前期陆续去世。诗坛人事也在开元后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张九龄、孟浩然的逝世，王维、储光羲的消沉，祖咏、王翰、王之涣的消失，盛唐风骨的典型特色在天宝前期诗坛上逐渐淡化。而在开元时影响尚小的李白却在天宝初崛起，成为诗坛的主将。天宝十二载，高适的创作高峰期因他入幕而结束。李华、萧颖士、元结等具有浓厚复古思想的文人，以及岑参、杜甫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他们都是在开元时代礼乐文明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诗人，由于失去了开元时代的进取条件，青年时期形成的性格和理想激起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李白的《感遇》《古风》《拟古》《感兴》《寓言》等一系列组诗和大量乐府歌行，运用比兴抒写理想，抨击现实，反映天宝年间渐趋黑暗的上层政治，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揭示出盛明气象下隐伏的社会危机，继承并大大深化了开元风骨的内涵，将盛唐诗歌革新推向新的高潮，使天宝诗坛显示出与开元诗坛不同的鲜明特征。杜甫、元结等批判现实的诗歌也正是在同样的背景下汇入了这一高潮。尽管从盛唐诗的总体成就看，到天宝后期才升向顶峰，但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神情，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正是盛唐气象的核心所在。作为一代文人共同的精神风貌，它们没有在天宝年间得到普遍的延续，但在李白和岑参的诗里仍然得到集中的表现。李白、杜甫对现实的批评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也正来自开元时代的理想、激情和时代责任感。因此，虽然从政治状况看，开元和天宝是两个不同的时段，但从开元天宝诗歌精神的连续性来看，“盛唐气象” 的理念可以涵盖整个盛唐时代的性格。
注释
① 参见葛晓音《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收入《汉唐文学的嬗变》;《江左文学传统在初盛唐的沿革》,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② 参见葛晓音《论南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收入《汉唐文学的嬗变》。① 参见葛晓音《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① 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指出:清代批评家何焯评点《河岳英灵集》即持此论。其实何焯之论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