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散文·在学术与文章之间
从孔子提出“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德行与文辞的关系就成为历代作家或批评家所究心的一大问题。由于孔子把“好学”视作道德修养的标志和手段，德行与文辞的关系也就自然地引出了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清代学苑文坛多士如林，尤其是到了朴学发达的清代中叶，随着四库馆的开张，崇尚鸿博的风气大盛，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学与文的关系更成为敏感而热衷的话题。这表现在人们往往藉对学与文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展示各自的文学观，反映对当代古文发展与变革的要求，理论交锋达到相当热烈的程度，在对立之中也互有补益。
《清史稿·文苑传序》认为：“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清学”之名是否能够成立，这是学术史的专门问题。不过，综观清代学术史各个阶段的变化，仍有某种共同基调贯穿前后，反映出清人精神容量的特色。这种基调和特色也关涉到清代散文在思想意蕴与艺术格调上的潜在取向。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精要地指出：“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①“经世”特征在清初与道咸以后这两个阶段较为明显，毋庸多言。然而作为清学主体构建之一的乾嘉之学，其“经世”关怀难道就中绝了吗?它与清初学术的关系如何?对此王国维给予了更为精辟的论断，他认为清初之学以顾炎武为代表，乾嘉之学以戴震、钱大昕为代表，并指出：
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②
这样看来，清代思想所达到的整体高度，正可以从各种形态的“经世”之学上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更能看出顾炎武等大儒开启一代学风与文风的地位。
清初诸大儒提倡“经世致用”，尤重在实践层面掀起刚健朴茂之风。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卷一九)，把“明道”与“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结合起来，所作文章更是内容充实，并多切中时弊。黄宗羲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经史之学的归趣在于崇实与“应务”。这也就在根本上扭转了理学家目“读书作文”为“玩物丧志”的迂见，因为“读书作文”自有关乎国家生民的本体大用(《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例如其政论名篇《原君》发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惊俗之论，对封建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的实情加以质疑，这其实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发挥。其他文人学士也多有从“经世”的意义上肯定经史之学的见解，如被誉为“宁都三魏”的魏禧也说：“经世之务，莫备于史。”(《左传经世序》)由于怀着一腔经世之情，清初散文往往充溢着激情和力量之美，而幽玄纤佻的晚明余风则受到抵制。这与清人不喜蹈虚轻狂的学风大有关系。一方面，清初诸儒已颇为厌薄寓之空言的理学，往往比之为“清谈”、“禅”、“释老之学”，避之唯恐不及①，不难看出这些虚玄之学在清代的学术构建中被边缘化的趋向。这样，以玄理相高的散文作品也自然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明人的那种自矜心性的轻狂格调也受到批判，而且一直持续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仍在细细清算②。
就清中期的散文成就而言，堪称更为繁盛，如汤寿潜《国朝文汇序》曰：“国朝文以康、雍、乾、嘉之际为极盛，其时朴学竞出，文章多原本经术，虽微异其趣(案指清初)，要归于有则，无前明标榜依附之习。”③如何看待这种朴学的学术背景和学风滋养对此期散文繁荣的作用呢?大要可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士风敦崇实学，通经服古。这种士风特点有助于形成文风的古雅朴茂。清初顾炎武提倡舍弃宋明语录而求真道于群经，于是兴起了通经服古之热潮，乾嘉之际达到高峰。尽管乾嘉学林在经世之志上不如清初诸儒，但在“原本经术”上的追求是与前期相承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反映了这一时期以“实学”自矜自重的学术心态。如凡例曰：“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又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提要曰：“自宋学大行，唐以前训诂之传率遭掊击，其书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说经者遂凭臆空谈，或荡轶于规矩之外。国朝儒术昌明，士敦实学。”杜佑《通典》提要曰：“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楼钥《攻愧集》提要曰：“盖宋自南渡而后，士大夫多求胜于空言，而不甚究心于实学。钥独综贯今古，折衷考较……可谓有本之文，不同浮议。”从这些评价标准中，可见“实学”就是讲求“有本”之学，这也有助于推动文学上的“有本之文”，并且在原则上也是鼓励规范意识的。
二是经学方法讲求实事求是，在文风上也可收切情近理之效。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对这一经学新潮作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标举：“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对“实事求是”的方法所具有的独立的批判性立场做出了说明：“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尽管康乾盛世颇以对士人的羁縻政策而闻名，但一批感受到社会的不平或学有根柢、好古爱义的作家作品中，仍是多藏锋颖，也能具有比较切实的社会内容①。有意义的是，乾嘉时期尊崇实学、惩戒空疏的风尚甚至还影响到海东邻国，直接带动朝鲜的学坛走向②。翁方纲致函海东挚友金正喜曰：“古文不可空支韩欧架局，今旧文教昌明大备之际，考证为最要，考证即义理之学，不分二事，切勿空谈。好学深思，如我大兄，乃足以语此耳。”(嘉庆二十一年手札) 于此亦足见考证精神可以救 “空支韩欧架局”之弊。
关于义理、考证与文章三者关系，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理论交锋也相当热烈。汉学家的意见已如上所述，主张义理不可以空言，必由考证而得。段玉裁更明确地说过：“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戴东原集序》)。与此形成对峙，是与当时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相呼应的另一派见解，即桐城派不满于考证派的繁文碎义，仍将宋儒义理之学置于首位。姚鼐在这一时期，既编选了《古文辞类纂》，归纳出直承方苞、刘大櫆，近法归有光，远绍唐宋八家的文统;又以其主讲的书院为基地，传授古文法，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才士。“自惜抱文出，桐城学者大抵奉为宗师”(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以宋学对抗汉学，便成为姚门作风的一个重要内涵。方宗诚《刘孟涂先生墓表》指出：“姚先生之门，攻诗古文者数十人，君与吾从兄植之先生、上元管异之、梅伯言名尤重，时人并称方刘梅管云。乾嘉间，治经学者以博综为宗，诋毁先儒，姚先生力障狂澜，戒学徒不得濡其习。”不过，即使存在对峙，对峙中也有互补。方苞已注意到要“有所感而后为之，借题以发摅胸臆，庶几济于实用”(《与贺生嵂禾书》)，单纯依榜宋儒义理也是乏味的;姚鼐在汉学鼎盛的新形势下，为了防止空言义理，也能同意在义理之外加上考据，即所谓“以考证助文章之境”(《复秦小砚书》)。当然他仍有理由认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相害。”(《述庵文钞序》)他对当时文坛的不满，就在于汉学家过分倚重考证功夫，以至于漠视“三者相害”的消极面。可以说，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关系的课题，比以前的时代都更为敏感，在清中期的理论交锋中也取得了一些共识。
进入嘉道以后，迫于国运的由盛转衰，朝廷的文化专制政策趋于缓解，这也促使思想界进一步焕发活力，向往清初诸儒的经世致用之风悄然复苏。一些有识之士渐次萌发求变的意识，并在学术与文学建设上展现思想的风采。作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的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①，就是一个标志。正如汤鹏所深切感到的：“疏通调解之言，济时艰也。”(《浮邱子·树文》)试图挣脱既成框架对人心的桎梏，是此后抱有忧患意识的士人的共同精神趋向。与这一新学风相呼应，在散文领域内的两个动向是值得重视的。一是出现了贬韩或八家之论，很能体现向正统规范挑战的积极意识。如以“通脱”为世所重的李兆洛认为：“文之有法始自昌黎，盖以酬应投赠之义无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便文自营而已。习之者遂借法为文，几于以文为戏矣。”(《答高雨农》)韩文的影响力受到诘难。这种情形，朱锡庚曾以辛辣的笔致描述为：“未成文章，先成蹊径;初无感发，辄起波澜。”(《朱笥河文集序》)常州今文经学派的著名学者宋翔凤也批评韩愈所辟古文门径并非康衢，“以之陈廊庙，不足以铺鸿藻、信景铄也;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妇孺色动、悍夫垂涕也”(《过庭录》卷一六)。对古文的济世功用产生了不满。重视经世致用的包世臣也把“离事与礼而虚言道”的作风归咎于韩愈，对当世古文家的“门面言道之语”加以破除(《与杨季子论文书》)，以期重新焕发文章的思想性。
二是关注文辞表现的闳丽，这就容易使汉晋文章成为提倡的榜样。由于在乾嘉之时骈散互竞形成了新的格局，骈文在崇尚宏博的汉学氛围下达到中兴的高潮，褒赏骈文的呼声进一步提高②，这也有助于对古文的反省，并为融通骈散提供了条件。受桐城派影响而别开生面的阳湖派，在打通骈散方面颇为致力，李兆洛选编的《骈体文钞》是其理论上的标志。这一批作家治汉学者较多，又受常州今文经学新学风的濡染，思想比较活泼，“文体不甚宗韩欧”(龚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透露出嘉道之际文坛的新风尚。汉晋文章的特点，是属词隶事，声色渐开，但仍有疏朴之致。这种文质相附、骈散相融的状态，颇得李兆洛的推崇，后又被谭献以“汉魏义法”①而加以标举。他们以不拘骈散相号召，是在文章学上积极提供疏通致远的思维方法。在常州今文经学派发挥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的作用下，文学趣味受其影响，较易倾向于深美诡异。刘师培在《南北考据学不同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都提到庄存与文辞的“深美闳约”，他把这种文学风尚受学术驱动的途径归结为：“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杂采谶纬之书，用以解经，即用之入文，故新奇诡异之词，足以悦目。”(《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今文经学家讲《公羊》学，强调微言大义的发挥，更易受《春秋》属词比事之教的沾溉，引发博丽恢诡之文，以至于并非这一学派的刘师培也认可这样的舆论：“近人谓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欤!”加上解经时杂采谶纬之书，也易于受到这类文献“事丰奇伟，辞富膏腴”之特点的激发(《文心雕龙·正纬》)，增强行文与想象的奇情异彩。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就不难从学术层面理解“通《公羊春秋》”的龚自珍擅长于丰伟幽媚之文了②。谭献意识到：“明以来文学士心光埋没于场屋殆尽，苟无摧廓之日，则江河日下，无可倚杵。予自知薄植，窃欲主张胡石庄、章实斋之书，辅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骈散为粗迹、为回澜。”(《复堂日记》卷三)从文学上看，这里把在乾嘉汉学及此后今文经学氛围下最有思致与文采的汪中和龚自珍，视作救弊开新的典型所在，是很有意味的。这里还把“不分骈散”与挽救士风紧密联系起来，可见文学上的更新也是整个思想文化形态变动的一个环节。
其实即使是后期桐城派中人，也对程朱理学带给文章之学的重要性有所限定。曾国藩在义理之中加入经济，甚至多次提到古文与理学的分途，其《复吴南屏》曰：“中如《书西铭讲义后》，鄙见约略相同，然此等处颇难于著文，虽以退之著论，日光玉洁，后贤犹不免有微辞。故仆常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与刘霞仙书》曰：“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学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晚清桐城派受其引导，且在近代学术新风的沾溉下，进一步分化。吴汝纶致马其昶的信中说：“文章不宜谈理，此前哲微言，执事最不信此语，究其谈理之作，实亦不能工也。”(《答马通伯》)所谓“前哲微言”，实秉承其师曾国藩之意，因其与桐城正统稍异，故以“微言”相称。在晚清桐城派主将中，吴汝纶是比较开明的，注重经世致用精神，不喜依傍程朱理学，甚至声言自己“向未涉宋明儒者之藩篱”。他对学者马其昶和姚永概等人固守“吾县前辈家法”的做法(《答姚叔节》)，多次加以批评。由此也可见，晚清桐城派内部也有交锋与分化。这种思想的空间是值得重视的。
注释
① 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4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② 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也指出:“乾嘉经学考据极盛时期,却是他们内心极沉闷的时期。他们攻击程朱,便证明他们心里之耐不得,重新要从故纸丛碎中回到人生社会之现实来。这一趋向,遂又从经学转向史学。戴东原同时便有章实斋树起史学旗帜来和经学对抗,这依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委曲之流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8页,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① 前期清儒对王学重新定位,往往将王学比喻为“清谈”。参见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第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② 参见邵毅平《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晚明文风观》,载《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③ 沈粹芬等辑《国朝文汇》卷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案,这里将士风与文风合为一体来看待。关于两者关系实例研究,可参见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美国学者艾尔曼指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取向“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清儒认为,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这种要求揭示出考证学隐寓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第21页,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② 参见日本学者藤塚邻《清朝文化东传の研究》第205页,国书刊行会1975年版。① 参见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卷四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② 骈文创作的繁荣与骈文尊体意识的加强,在乾嘉时期已开始形成某种良好的循环之势,其标志就是嘉庆十一年曾燠《国朝骈体正宗》一书的结集。参见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① 《骈体文钞》卷二三王简栖《头陀寺碑》题下谭献评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② 关于龚自珍的学养,魏源《定庵文录序》曰:“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