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魏晋南北朝诗歌·魏晋诗歌

魏晋诗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当从曹丕登基称帝的黄初元年(220)算起，到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建宋为止。但是，如前所述，如果这样一来，曹操以及建安七子都得排除在外。事实上，他们的创作大多完成于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建安时期。因此，讨论魏晋诗歌，至少应当从建安时代说起。

钟嵘《诗品》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当时的作家“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谈到当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情形。他们在创作上 “咸蓄盛藻”，“以情纬文，以文被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这说明建安诗歌已经与两汉崇尚功利的文学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两汉文学特别是那些御用文人的创作，大多以歌颂帝王功德为目的，以讽谕鉴戒为幌子。此外，还有就像班固写的那种诗歌，质木无文。大量的民间创作，并没有得到文人的充分重视。到了建安时期，许多诗人有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乐府诗，努力从民间创作中吸取养分。在形式方面，五言古诗日益为多数诗人熟练掌握;在内容方面，注重情文兼具，文质相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又《明诗》篇也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说明当时情文兼具的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离乱不堪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当然，社会的离乱与文学的繁荣并不一定是成正比的。离乱的社会固然给诗人提供了较多的创作激情和素材，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创作的繁荣更主要地还是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各种条件。除了统治者的倡导和实施的政策外，创作主体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决定了艺术水准的高低。建安诗人崇尚质文相称的美学理想，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五言古诗创作中。《文心雕龙·明诗》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他们的理想、抱负、追求、哀怨都在五言古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五言古诗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中，三曹、七子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所谓“三曹”，过去是指曹操、曹丕和曹叡。但就文学成就而言，曹植远远高于曹叡。因此，后代则以曹植取代曹叡。三曹中，曹操又是核心人物。曹操的诗歌创作现存仅二十余首，多为乐府诗，其中又以四言诗最著名。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约作于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征讨乌桓的途中。作者路过碣石时，登山望海，目极千里，遂生发吞吐宇宙的气概。清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乐(谢灵运)、宣城(谢朓);盛唐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诸公，搜抉灵奥，可谓至矣。然总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二语，此老殆不易及。”全诗气象开阔，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描写山水景色的名篇，其中“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以开阔的视野，描绘了渤海之滨水天一色，海岛葱郁以及日月东升西落的壮阔景色，表现了诗人的博大胸怀。《龟虽寿》则表现了他晚年雄心犹在，志在统一中国的抱负。但是，这种抱负，并没有直接写出来，而是先从传说中的两种动物写起，尽管神龟和螣蛇号称长寿，但是总还是有终结的一天。相比较而言，人类的生命就更加有限。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必须在其有限的人生中奋发向上，才能积极有为，取得成就。所以作者以老骥自比，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的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四句，更包含着强烈的自信和乐观的情绪，相信成败祸福不完全是由上天来安排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种精神是积极乐观的。王尧衢《古唐诗合解》称：“前伤大化之有尽，而后冀天年之可延也。神龟之寿，而有尽时;螣蛇能兴雾，而其没也，亦为土灰，天下安有灵长之物乎哉?惟英雄气概，老当益壮，不肯与物同尽，故以老骥伏枥之志，兴烈士暮年之心。因思壮心不已，而年华有限，然盈虚消息，虽曰天定，而善自怡养，庶可永年，则由此以建功业，而期大器晚成，幸甚矣!”这段概括是比较精当的。四言诗中最为传诵的当属《短歌行》。这首诗大约就作于赤壁之战以后，由于曹操在军事上的失利，统一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他感到年华易老，壮志难酬，所以发出了“人生几何”和“去日苦多”的感慨。诗中多次径用《诗经》的诗句，表达了他思贤若渴的心情。曹操清楚地知道，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固然取决于严饬吏治，取决于朝廷清明，但更取决于人才的选拔重用。三国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曹操要想统一中国，人才的网罗，对他来讲尤为重要。在豪门把持选官用人的汉代，像曹操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难有出头之日的。他原本是宦官养子的后代，其祖父曹腾是东汉著名的宦官，收养了曹嵩，生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中就骂曹操“赘奄遗丑，本无令德”，就可以看出曹操在大家世族心目中的位置了。曹操曾有一首诗说到自己卑微的身世：“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在宗法制度盘根错节的古代中国，卑微的出身，历来被视为一件耻辱的事。李斯就说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短歌行》中间几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极写诗人对贤才渴慕的心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四句又由自己写到思慕的对象，即从所谓“贤人”着笔，把那些“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的士人比喻成飘飞不定的孤鸟，希望他们能依附在自己这棵大树上。这种比喻新奇、贴切，颇为后世诗人所效法。

曹操的五言诗也集中表现了他对于汉末中原混乱局面的感慨及渴望平定天下的志向。《蒿里行》描写的是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苦寒行》记叙的是建安十一年(206)北征高幹之事，诗歌记叙在冰雪交加中艰苦行军的景况，作者能站在战士们的立场，体察思念家乡的痛苦情绪。阅读这些诗歌，深感钟嵘所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是多么确切的评价。宋人敖陶孙《诗评》也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作为诗坛领袖，“三曹”的风格各不相同。如果说，曹操诗以英雄气魄取胜，那么，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是以诗人的细腻感受见长，曹植则以才子的丰富想象而称雄。对于曹植和曹丕的评价，历来颇见分歧。《诗品》推许曹植为“建安之雄”，比作人伦之有周孔，音乐之有琴声。《文心雕龙》则与此相左，认为曹丕才真正有“洋洋清绮”之才。不管旧说如何，我们今天来读二人的诗确实感到风格迥异。刘勰说：“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虑详而力缓”。这里，刘勰用“思捷”与“虑详”来概括二人的性格特征是比较贴切的。二人代表了两种不同性格类型的人。从心理类型上说，曹丕属于理智型，以理智来衡量一切;而曹植则是情绪型的，体验较为深刻。从心理活动倾向上说，曹丕内向，沉静，反应较迟;曹植则外向，善于交际。从社会活动方面来看，曹丕是权力型的人物，而曹植则是审美型的。性格的不同，反映在创作中，就有明显的风格差异。举例来说，曹丕《与吴质书》开头是这样写的：“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寥寥数语，饱含离情别绪。稍加比较，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显得比较浮泛，不如曹丕深沉。惟其如此，曹丕才会写出宛转悠扬的《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到牛郎织女，用以比喻人间的离情，历代被视为中国七言古诗的最早、最完整的代表作。曹植也有一首描写思妇的名篇《七哀诗》，感情比较外露，显然不及曹丕诗那么细腻：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与曹丕的作品相比较，一个是援琴鸣弦，一个是悲叹不已，情态迥异。特别是结尾几句，曹丕诗中的思妇由一己之悲慨推想天上的牛郎织女，为他们无辜地被分开表示同情，而言下之意当然还是为自己而悲哀，不过没有直接说出来而已。曹植的诗写思妇“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表达得非常率直。仅凭一首诗当然不足以评价曹丕、曹植的优劣，而且我们也无意这样做。指出这一点，不过是想说明，作为一个情绪型的诗人，思捷才俊，如果仅仅驰骋在文艺领域，即使恃才傲物，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如果在政治领域也如此无所顾忌地“抒情”，就必然会导致一次次的失败。当然，在文学领域，他却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幸运得多。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加真实的体验和理解。在年辈方面，他也较之其他建安诗人为晚。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 (208)，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212)，王粲、陈琳、刘桢、应玚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徐幹卒于建安二十三年(218)。至此，建安七子并已离世。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黄初七年(226)曹丕死，而曹植一直活到太和六年(232)。历史赋予他双重使命，一方面，他既是建安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他实际又充当了建安文学的总结者。这种特殊的身份，有似后来的杜甫，尽管他是盛唐代表诗人，但是在开元、天宝时期，他的作用并不明显。只有在安史之乱后，只有在盛唐著名诗人纷纷退出诗坛之后，老杜才承担起集盛唐诗歌之大成的重任。曹植的作用也是如此，他的创作承前启后。从当时诗坛的具体情况来看，他的创作既有建安时期慷慨悲凉的余韵，又开启了正始以后弥漫于诗坛的荒漠凄冷的诗风。再从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脉络来看，曹植的创作既为五言古诗奠定了基石，又为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即位。以此为界，曹植的生平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诗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此前，他过着一种贵公子的生活，自由自在，无所顾忌。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因而在他的前期作品中有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悲悯民生，一是慷慨大志。前者以《送应氏》为代表，后者以《白马》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曹植，充满了理想和抱负，总是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尽管文采斐然，却从不以文人自居。在太子继承人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已经使得曹植与曹丕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裂痕，偏偏曹植又不知收敛，依然锋芒毕露。曹丕上台伊始，王室各就封国，不让留在京城。这是对一般兄弟的政策，而对于曹植则防范尤其严厉。首先他杀掉了曹植的党羽丁仪兄弟及家中男口，又使曹植三徙封地，六换爵位，并派监国使者随时监视曹植的活动，两次使之获罪，要行“大辟”。要不是卞太后的干预和保护，曹植早已成了曹丕的刀下鬼了。他在《野田黄雀行》这首诗中自恨手中无权，眼看着与自己亲近的人一一受到曹丕的迫害而不能援救，悲慨万分。作者用“风波”比喻险恶，“利剑”比喻权力，“雀” 比喻被难的朋友，“少年”是假想有能力来援救自己的人。建安时期，曹植以“游侠儿”自居，以“壮士”自比，是何等豪迈，何等自信!而今却只能渴望掌有利剑的“少年”来救自己。前后没有几年的时间，生活竟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故。黄初四年，各藩侯到京城“会节气”，任城王曹彰突然死去。归藩时，朝廷又命令各藩侯各行其道，不许同行。在这种情形下，曹植愤然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赠白马王彪》。这次去洛阳，曹植是“科头负斧踬，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曹丕“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还是在卞太后的干预下，才让他“复王服”。诗序中说此次分别为“大别”，诗中也说到“离别永无会”，可见曹植深知自己随时都有可能遭灭顶之灾。全诗交织着生离死别之情与理想幻灭之悲。曹植的一生，真是悲剧的典范。他自谓“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偏偏在有为的壮年被闲置，被冷落，甚至被迫害，他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越是按捺不住要求有所作为的时候，所得到的打击也就越大。当他感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希望完全破灭的时候，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博得个身后之名，“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尽管仅仅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不甘心的，但是，这只能是他唯一可走的路了。

建安七子的诗歌，以王粲之作最为杰出。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他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最能震撼人心。《七哀诗》三首就是这样的作品。初平元年(190)，董卓劫持献帝和百官西迁长安，王粲父子亦被裹挟而去。长安在董卓的暴虐统治下，朝中内外人人自危。初平三年(192)，司徒王允收买董卓部将吕布杀死董卓，自己又被董卓另两个部将李傕、郭汜所杀，长安一片混乱。王粲有感于西京扰乱，诏授黄门侍郎不就，南下荆州，托命于刘表。《七哀诗》中的第一首大约就作在此时。在投奔荆州的路上，诗人亲眼目睹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现实。“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真可谓惨不忍睹。此外，还有《从军诗》五首，《公宴诗》《杂诗》等各一首，都是王粲的代表作。这类作品多有游宴逸乐、表现功名追求的内容。陈琳的诗歌，今存多五言。《饮马长城窟行》为乐府歌辞。此诗借用了秦时修长城古事，通过筑城卒和他妻子的对话形式，控诉了秦朝为修筑长城，连年征役，给老百姓造成的极大痛苦。诗中五、七言杂用，文辞古朴，颇有汉乐府古风，当是建安前期作品。刘桢擅长于五言诗的写作。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他“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钟嵘《诗品》列他的诗为上品，称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诗现存12首，《文选》选录10首，可见当时人对他的重视。《赠从弟》3首分别用苹藻、松柏、凤凰作比，鼓励他的从弟坚持节操。由此，可以看出刘桢对独立人格的追求。阮瑀诗存12首，以《驾出北郭门行》为代表，通过对话的方式，表现了一个孤儿的苦难。这种表现手法，似乎受到汉乐府的影响。所以钟嵘《诗品》说他“平典不失古体”。徐幹最为传诵的作品是《情诗》和《室思》。《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几句历来为人传诵和模仿。

除七子之外，曹魏政权下还有一些诗人也值得注意，如应璩、缪袭、路粹以及女诗人蔡琰等。其中，蔡琰的文学成就最高。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她出生于一个具有浓厚儒家传统的家庭。父亲蔡邕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作家，对于她的一生都曾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蔡文姬的确切生卒年已经不详。根据多数学者的意见，大约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前后。在她的名下共有三首诗，一是《胡笳十八拍》，另外两首为《悲愤诗》，一为骚体，一为五言。关于这三首诗的归属问题，历来有争议，本书下编还要有所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正始年间，司马氏乘势而起。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其整体而言，成就不高，却也不乏佳作。《文心雕龙·明诗》云：“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何晏诗存世不多。《世说新语·规箴》“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注引《名士传》云：“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盖因辂言，惧而赋诗。”《初学记》卷二七引何晏诗云：“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又 《北堂书钞》 卷一五○引何晏诗云：“浮云翳白日，微风轻尘起。”统观何晏之诗，道家逸世情味很浓，确实杂有“仙心”;言辞平白质直，亦有“浮浅”之嫌。不过，何晏的地位与名望使得其不能真正做到逸世，其能言善辩的文才亦不该作诗直白，若此，何晏的“仙心”与“浮浅”可能有其深层的原因。钟嵘《诗品》将何晏之作列入中品，称“平叔‘鸿雁’之篇，风规见矣”。曹旭《诗品集注》：“风规见矣：谓其诗之讽时自规之意，显现若揭矣。”委婉地指出时势严峻，用道家的深邃哲理自励自勉，是何晏之诗的深层用意，也是何晏之诗的高妙所在。所以，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云：“何晏五言二篇，托物兴寄，体制犹存。”应璩《百一诗》也属“风规”之作。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兄应玚为建安七子之一。应璩博学好属文，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大将军长史等职。《文选·应璩·百一诗》李善注云：“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然方贤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又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据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称‘百一’也。今书《七志》曰：‘《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或谓之《百一诗》。’然以字名诗，义无所取。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吕向注云：“意者以为百分有一补于时政。”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云：“方是时，曹爽事多违法，而璩为爽长史，切谏其失如此。所谓《百一》者，庶几百分有一补于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于祸。”《文选》载应璩诗云：“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诬。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又《艺文类聚》卷二四引应璩《百一诗》云：“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长短有常会，迟速不得辞。斗酒当为乐，无为待来兹。室广致凝阴，台高来积阳。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宫墙。饰巧无穷极，土木被朱光。征求倾四海，雅意犹未康。”钟嵘《诗品》将应璩诗列入中品，称其“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在应璩的诗文中，既有基于儒家思想的对于曹爽兄弟不图大业贪享误国的劝谏与批评，也有基于道家思想倡导的无为尚俭、贵柔守弱、全身避祸的人生追求，所以，只有何晏能对应璩之诗“独无怪也”。同时，何、应二人的“风规”主题，要求其诗歌行文兼有古朴质直与超脱逸俗两种风格，在此基础上，方创作了上述颇具正始年间时代特色的佳作。总之，正始年间的文章写作，更多地侧重于针对现实的具有理性色彩的论辩研讨;正始年间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以“风规”为主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朴而超俗的诗风。以上两点，都与广大文人学士关注时政有所作为的基本心态，以及以儒道结合为主要特色的玄学思潮有关。

魏晋交替时期的诗歌创作，最有成就的当首推嵇康和阮籍。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人。早孤，家世儒家，少有俊才，长而好老庄之业。娶魏沛王曹林女儿(一说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历任郎中、中散大夫等职。因遭钟会构陷，被司马昭杀害。其生平事迹见《晋书》本传。鲁迅辑校《嵇康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殷翔等《嵇康集注》(黄山书社1981)、夏明钊《嵇康集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等对嵇康诗文注释较为详明。《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师心，谓依循自己的主观意愿;使气，谓任凭自己的情感志气。二者都要求立足于主体个性从事创作，都强调主观情感与个人想象的充分展示，只不过前者偏重于思维的成分，后者偏重于情感的力度而已。这种“师心”、“使气”，是嵇阮作品“文章壮丽，总采骋辞”的内在原因。事实上，阮籍的文章也讲究“师心”，嵇康的诗歌也讲究“使气”，刘勰“此节以论推嵇，以诗推阮。实则嵇亦工诗，阮亦工论，彦和特互言见意耳”^①。嵇康的诗歌，现存五十余首，四言、五言、六言、乐府都有，而以四言诗最为出色。《文心雕龙·明诗》云：“嵇志清峻。”《诗品》中称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艺概·诗概》云：“叔夜之诗峻烈。”清远与峻烈，是嵇康诗的两个主要特色。前者以《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为代表。该诗是嵇康分三次写给其兄嵇喜的赠诗，言辞率直，意境清远，颇有“古诗人之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三)。如第15首：“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前四句反映了当时颇为盛行的隐逸闲适的生活情趣。“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为全诗的警句。顾恺之曾说：画“手挥五弦”为易，而画“目送归鸿”为难，因为前者只要勾勒出形貌就行，而后者却要传神写照，表现出人的精神状态。“目送归鸿”，丹青所难以表现的正是内在的精神。诗人熟练地化用了《庄子》的故实，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玄学风貌的精神特质。后者以《幽愤诗》为代表。该诗是嵇康“入狱所作，心境愤慨，情不能已，秉笔直书，自然就脱去清远之气，而入于峻烈一途了”(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明诗》)。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景元四年(263)。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生平事迹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及注。《晋书》本传说：“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10卷，久逸。今传诸本皆后人所辑。最早为阮籍诗文作注的是颜之推、沈约，均散见在李善《文选》注中。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最早为阮籍全部诗歌作注。通行本有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对阮籍著作进行了全面整理，并附录各种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韩传达《阮籍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为综合性研究论著。与嵇康相比，阮籍在处世方面有着较大的弹性，尽可能与司马氏虚与委蛇，《晋书·阮籍传》说他“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其内心的忧惧、矛盾、苦闷、徬徨等都寄托在82首《咏怀诗》中。《诗品》将阮籍诗列为上品，称“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一作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吴汝纶《古诗钞》卷二认为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尚不能确定，但是“志在刺讥”却是无疑的：“阮公虽云志在刺讥，文多隐避，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各篇都是有感而发，有情可述，有的抒发内心苦闷，有的感慨人生无常，有的哀悯时人追名逐利，有的引古喻今批评时政，各篇诗文分别反映了作者情感的某一侧面、各个侧面的总和，构成了诗人丰满感人的抒情形象。在写作技巧上，作者善于将宏大的艺术视野与内心的情感世界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全诗雄浑壮丽的整体美感同各篇委婉细腻的个人抒情相辉映; 善于将深刻的思想见解与娴熟的比兴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读者能够在体悟阮籍浓郁情思的同时，感受其高洁的个性与追求，故而全诗笔意深邃，很有艺术感染力。所以，《文心雕龙·明诗》称：“阮旨遥深。”《沧浪诗话》云：“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

西晋诗歌主要集中在太康(280—289)、元康(291—299)时期，史称“太康文学”。太康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人。

陆机的创作，南朝时期推为典范。铺采摛文，号为繁缛。刘勰《文心雕龙》论及陆机的创作，常常用“繁”字来形容。如《史传》：“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议对》：“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谀辞弗剪，颇累文骨。”《体性》：“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镕裁》：“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才略》：“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序志》：“陆机(《文赋》)巧而碎乱。”在刘勰看来，陆机创作之“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著作之繁，第二是文情之繁，第三是词藻之繁。就个人作品收录种类言之，《昭明文选》收录陆机52首诗，列全部作家之首。钟嵘《诗品》将陆机与曹植、谢灵运并列，分别作为三个时期的代表，陆机被称为 “太康之英”。据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附录《陆机著述考》，陆机著作包括：《晋纪》4卷、《洛阳记》1卷、《要览》若干卷、《晋惠帝百官名》3卷、《吴章》2卷、《吴书》《连珠》若干卷及《文集》47卷。其著作之繁，正符合刘勰所说：“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其文情之繁，莫如《叹逝赋》。其中“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其境界犹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借用闻一多的评价，即充满了所谓宇宙意识。《赴洛二首》《赴洛道中作二首》更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颇为感人。《世说新语·文学》引张华对陆机的评语：“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钟嵘《诗品》也说：“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才华横溢而又“不逾矩”乃是最高之境界。恰恰在这一点上，刘勰对于陆机似乎有所不满，说其“情繁”，“缀辞尤繁”。《招隐》《于承明作与士龙》等诗对仗之繁富，《赠冯文罴迁斥丘令》比喻之别致，《文赋》分析之细密，《赠尚书顾彦先》用字之考究，如此等等，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给予较高评价。当然，时人也或有微辞，集中到一点，就是缺乏剪裁。《世说新语·文学》引孙绰的话说，欣赏陆机的文章需要“排沙简金”的功夫，才能“见宝”，因为“陆文深而芜”。这“芜”即“繁”的另一种说法，多少含有贬义。

潘岳的诗歌创作以《河阳县作二首》《在怀县作》《悼亡诗》三首为代表。与陆机不同，潘岳文辞浅净，长于写情。晋人孙绰曾把他和陆机作过比较，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这话含有褒贬，但也的确指出了二人不同的特色。潘岳诗歌语言流畅却又锻炼精巧，善于言情，因此文辞绮丽而流靡。如《悼亡诗》表现夫妻永诀之情，呻吟反复，触景皆情。钟嵘《诗品》将其列入上品，给予较高的评价。总而言之，潘、陆二人共同致力于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促进了五言诗的快速发展，功绩是主要的。当然，二人过分追逐形式上的精致完美，也曾受到后人的批评。“三张”之一的张协，钟嵘《诗品》将他置于上品，说他“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今天来看，太康诗人中，左思的创作，最值得注意。他的《咏史诗》8首及《招隐诗》《杂诗》和《娇女诗》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左思的《咏史诗》共8首，并非专门咏叹古人古事，很多情况下是抒写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怀。这八首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多数学者认为并非作于一时，表现了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有的抒写自己高蹈清流的抱负和卓尔不群的才能，有的咏叹历史人物的豪迈气概，有的揭露王侯贵族的奢靡生活，但更多的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作者抑郁不平的心情。如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抒写了诗人由于出身卑微而沉沦下僚的愤慨之情。又如第五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前半部分描写皇都宫殿的辉煌壮丽，高门深院，飞宇若云。后半部分表露心迹，绝不走世俗之路，像攀龙附凤之徒那样迷恋京城，而是要高蹈隐居，远离尘杂，走向自然。特别是“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两句，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楚辞·渔父》中的名言：“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显然，左思在构思这首诗时，受到了屈原崇高人格的影响。《招隐诗》《杂诗》《娇女诗》则又是另一种面貌，《招隐诗》和《杂诗》长于景物描写，如“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其一)。而《娇女诗》则用活泼的语言对小儿情状作了生动描摹，其题材和写法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杜甫《北征》中对其儿女的描写，很可能就受到左思的影响。

太康诗人中还有两位重要的前驱：一是傅玄，他的乐府诗存世很多，且典雅工丽;另一位是张华，不仅写作大量的诗歌，而且奖掖后进，成为太康诗坛的领袖人物。

两晋之际的诗坛，以郭璞《游仙诗》为代表。李善《文选》注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也就是说，郭璞的创作，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身世之感，赋于游仙题材以新的意义。钟嵘《诗品》称他“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东晋诗坛主要是玄言诗，另外，也有个别篇章描摹山水，成为山水诗的前驱。代表诗人有孙绰、许询等。玄言诗，主要是表现玄理，缺乏形象，枯燥乏味，因而受到后人的批评。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就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则以其平淡自然的诗歌创作，别开生面。他29岁初踏仕途，任江州祭酒，少日归解。36岁时，诗人又出仕任桓玄幕府。翌年冬以母丧辞职。其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乡间隐居，并作有著名的《饮酒》20首。最有名的是这组诗的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这组诗中，诗人更多地写到了隐居乡间时遇到的那些性情淳朴的野老田父。如第九首，以问答的形式，表达了诗人隐居避世、拒绝仕宦的志尚。40岁那年，诗人又一次踏上仕途，任刘裕幕僚。翌年任彭泽县令。仅就任八十余日，就又一次挂冠归隐，而且永远告别了官场。归乡的第二年春天，亦即42岁那年，诗人写下著名的《归园田居》五首。第一首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前8句概述了诗人前半生。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后12句，诗人对于自己家园的远近景物做了细微的描绘。本来，家中一切应当是最熟悉的了，这种新鲜的感觉，在一般的情况下似乎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一个人，当他重新得到失去已久的珍爱东西时，尽管是非常熟悉的，他还会情不自禁地反复爱抚，百般欣赏。诗人不厌其烦地叙写故里远近景物，重温温馨的生活气氛，正是刚刚脱离了樊篱的羁绊后的典型心态。“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为点题之句，是组诗的灵魂所在，诗人从大自然中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价值所在。48岁这年，诗人迁移新居，写下著名的《移居》二首。前一首先从远处写起，以直叙的手法写其移居的原因。后一首的开篇二句紧承上篇结句，同时又登高赋诗，由此体悟出人生的道理。

诗人的晚年，物质生活已经相当困顿，但他依然不改其志。这并不是说诗人甘愿受穷，甘愿老死乡间，永远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他曾有过困惑，有过痛苦，也许有过悔意。我们读读他五十岁左右所写的一组《杂诗》，便可以体味出诗人复杂的情感。隐居在乡间，他有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之情，同时，当他回首往事，又深感“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为此他竟“终晓不能静”。看来，诗人到底还没有完全忘却尘世，他实在不甘心永远作一个隐士。“气变悟时异，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四句，以一片风清月朗的夜晚作为背景，勾画出一幅足以发人深思的诗的境界，使人宛然见到一个落寞惆怅、孤寂万端的诗人形象。这个形象颇发人深思。追求自由，却又落入寂寞与无奈的境况中，这是诗人所始料不及的结局。

注释

①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