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发展概况及其分期

从文学传统上来考察，宋代文学大致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衍化而蔚为一代之大观的。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的诗歌，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趋向于通俗化;另外，从杜甫到韩愈，渐开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之风。这些倾向到宋诗中得到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音”大异其趣的“宋调”。散文方面，韩愈、柳宗元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歇，至北宋而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嗣其余响，他们把道统与文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宋代古文成了具有较强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词这种兴起于民间、依附于音乐的新诗体，中唐之后转入文人手中，历晚唐五代而趋于成熟，到宋代高度繁荣，达于巅峰状态，以至于被持“代有偏胜”文学史观的学者誉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此外，萌芽于中唐的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有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小说和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并成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滥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大转关的宋代，其文学成就是极为辉煌的。

宋诗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又一座艺术高峰。前人所谓“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清蒋士铨《辩诗》)，正说明了宋诗堪与唐诗并肩而立的历史地位。北宋前期的诗风，基本上只是中晚唐诗风的延续。但其中王禹偁专意学习白居易和杜甫，努力用诗歌反映现实，其诗平易简雅，初步表现出对平淡美的追求;其长篇诗歌叙事明畅，议论风生，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之先河。继而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创作上继承李白、韩愈，讲求气格，主张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派的无病呻吟; 艺术上着力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倾向。他们的诗，平易流畅，趋于散文化，开始显示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大家的崛起为标志，宋诗的发展进入了它的鼎盛期。王安石主要学习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兼取刘禹锡、李白、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黄庭坚则专学杜甫、韩愈。他们各有师承又各有独造，都体现出了源于唐诗又不同于唐诗的宋诗面目。王、苏、黄三人各以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创作成就领袖群伦，影响后辈，开辟出北宋后期诗歌创作全面繁荣的局面。这三大家中，由于黄庭坚的诗法度严密，有门径可循，故学之者甚众，以致学黄成为时代风气，加之陈师道、陈与义、吕本中等名家为之羽翼，于是形成了宋代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江西诗派。以故，后人褒贬宋诗，多以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为主要对象。

金兵的南侵和北宋的灭亡，促使宋诗发生了巨变。终南宋之世，忧国伤时、抗敌御侮的呼喊一直是诗歌创作的主调。江西诗派重要作家陈与义、曾几、吕本中等人在南渡后都在诗中表现了伤时念乱的情怀。曾经是曾几学生的陆游更是奋力超越江西家法，继承从屈原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优良传统，用诗歌唱出了呼吁抗战恢复的时代最强音。与陆游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诗法兼取北宋和中晚唐诸名家而又出以己意，自成家数。除了感时之作外，杨、范二人各以大量诗篇描绘了祖国江山风物和农村田园生活。陆、杨、范三人都是高产作家，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南宋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宋诗在王、苏、黄诸家之后出现了第二个繁荣期。但到南宋后期，随着国势衰弱，士风萎靡，诗坛也为一片萧瑟微弱之气所笼罩。以脱离现实、流连山水为特征的永嘉四灵和江湖派诗人们，生活阅历浅狭，气格卑弱，创作成就不大。只是到了南宋灭亡前后，民族英雄文天祥及汪元量、谢翱、谢枋得、郑思肖等一批爱国诗人，在奋起抗元的同时和抗元失败之后，用诗歌来抒写爱国之情和亡国之悲，这才使宋诗的发展出现了最后的一道亮色，落下了终场的帷幕。

词这种配乐演唱的长短句新体诗，经过唐五代的孕育发展，至宋代而大盛。现存宋词作品两万多首，有名氏可考的作者近一千五百人，词作数量是全唐五代词的十多倍。宋代个体词人的创作量也比唐五代词人高出许多倍。唐五代词人中，存词超过百首者仅有冯延巳一人，而宋代存词超过百首的词人竟有51人之多。作品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宋代词人创作热情的高涨和创作能力的普遍提高。更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一千多年词史上艺术成就最高、作品生命力最旺盛持久、影响最深远的大词人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宋代，像晏殊、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人，不但光耀宋代，而且泽被后世。他们的词作，代表着词体文学的最高成就。

词最初是一种产生于都市文化环境中的娱乐文体。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和文人士大夫享乐生活的需要，它在文体独立之初——晚唐五代时期——就已被定位为一种有别于典雅庄重的五七言诗的“艳体”。“花间”、南唐词便是“艳体”的两大样板。宋初几十年的词坛，染指词的创作者甚少，且主要是沿袭“花间”、南唐的风气。到柳永出来，才突破“花间”、南唐只用小令短章写男女柔情和风月闲愁的狭小格局，扩大词的体制和功能，大量创制长调慢词，将市民形象、都市风情、山程水驿以及失意知识分子的羁旅漂泊生活、牢骚怨抑情怀等一一写入词中。宋词发展至此一大变。苏轼继柳永而起，不满于柳词“浅近卑俗”的市民文艺风味，着意提升词的文化品位，要把它从俗文艺改造为雅文艺，从市井坊曲歌台舞榭仅供娱乐的文体变为文人士大夫“逸怀浩气”的“陶写之具”。苏轼以诗为词，让词像诗一样“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开始具备了像诗那样既尽兴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又广泛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苏轼以他成功的创作实践，完成了词的第二次变革。但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不显著，且由于他注重词的抒情言志的文学功能而“不喜剪裁以就音律”，还一度受到维护词的“本色”和“正宗”的人们的责难。北宋晚期，词体文学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其中堪称词坛领袖的人物，是婉约词体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周邦彦的词，折中于柳、苏之间，于音律和谐规范之中兼求词章之浑厚和雅，把词发展成为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抒情样式。周邦彦是音乐家而兼文学家，他在词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 以自己典丽精工的作品为当时的词坛提供了一种规范化的艺术标准，并在音律、语言、章法和技巧等方面为后人作词提供了有辙可循的借鉴。

汴京陷落、宋政权南迁的历史巨变，促成了宋词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变革——苏轼开创的新词风得到了南宋前期词人们最广泛的回应、继承和发扬，词由此真正从“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成了爱国者们慷慨悲歌、抒写忧国伤时情怀的文学样式。南渡词人中的英雄豪杰群体(如岳飞、李纲、王以宁、张元幹、张孝祥等)是这股新词流的弄潮儿。风气所及，就连本来强调词“别是一家”、工于写离愁别恨的女作家李清照，以及以云山高士自许的朱敦儒等人，南渡后所写的作品也大大充实了社会内容。辛弃疾的崛起，标志着这股强劲的新词流发展到了顶峰。辛弃疾不但是苏轼词风的最佳继承人，而且更是新词风、新词体和新词派的创建者。他全面继承了词史上刚、柔两大词流的艺术成果，形成了以豪放清雄为主、兼容多种风格的“稼轩风”;他比苏轼更全面地提升词的文学功能，使词与诗文一样成为言志述怀、叙事议论无施不可的文体;他调动诗文辞赋的艺术手段来作词，大大丰富了词的艺术宝库。和辛弃疾同时或先后的陆游、韩元吉、陈亮、刘过等人，所作虽不如辛词那么当行本色和博大精深，但也都走雄豪一路，且各具特色，于是形成了雄踞南宋词坛近百年的辛派词人群体。南宋后期直至宋、元易代之际，辛派薪火递传，绵延不绝，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文天祥等，用词抒写时事，表现爱国情怀，悲歌慷慨，他们可称为辛派的殿军。

南宋中、晚期，词坛上还活跃着一大批江湖词人。他们大多数是未得入仕的在野知识分子，或为地位较低的官府幕僚与清客。他们因仕进无门或生计艰难而漂泊江湖，不得不挟其诗词文章干谒名公巨卿。这些人作词，不可能像辛派诸人那样慷慨激昂、雄声高唱，他们即便偶有感时忧国之篇，也出以低沉凄凉之调;更多的是以萧散清逸之笔写其山水田园之乐，或以柔婉绵丽之章绘其倚红偎翠之事。这个词人群体中的佼佼者有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吴文英等。宋末元初的几位有成就的遗民词人如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等，亦属此类作家。这些人对宋代词坛的主要贡献，是在词艺、词法等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增添。

宋代散文沿着中唐古文运动的道路发展，取得了比唐文辉煌的成就，因而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人清理唐宋古文发展史，总结出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传统，而八大家中就有欧、曾、王、三苏这六家出于宋代。除此之外，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辛弃疾、陈亮等，也都可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不但作家队伍比唐代庞大，作品数量远比唐代多，而且更有艺术上的开拓和发展，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宋代散文的繁荣，始于北宋中叶。当时，欧阳修等一批富有政治热情的文人学士，在积极参与政治革新的同时，以学习韩、柳古文相号召，倡导为文要“明道”、“致用”，反对西昆时文和艰涩险怪的“太学体”，重振韩、柳文统，掀起了散文革新的热潮。之后欧阳修的同道与门生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人，沿着欧氏开辟的道路前进，使宋代散文的创作攀上了最高峰。不过，“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对韩、柳古文有取有舍。韩愈文本来有平易与奇险两面，欧阳修等则只取其平易的一面而放弃其奇险的一面，略过其“沉浸郁”而偏重其“文从字顺”，从而将宋代散文发展成一种明白晓畅、平易近人而轻便实用的文体。这种散文风格影响极为久远，南宋及元、明至清中叶之前的散文基本上承袭了它。南宋散文创作成就平平，风格变化不大，少见艺术创新，更没有出现如欧、王、曾、三苏那样的大家。不过，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南宋时以抗战复兴为主题的政论文有了突出的发展，抗金民族英雄宗泽、李纲、胡铨、虞允文、辛弃疾等人，都写出了不少“笔势浩荡，智略辐辏”的优秀策论。此外，主张实学和事功的哲学家陈亮、叶适都以古文鼓吹抗战和宣传自己的哲学，他们的政论文和哲理文凌厉风发，气势磅礴，在南宋堪称大家。南宋后期，国势危殆，文气也日趋卑弱。直至宋亡之际，文天祥、陆秀夫、谢翱、郑思肖等人才创作出一批慷慨悲凉的爱国文章，为宋代散文发展史留下了一个圆满的结尾。

在宋代，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还出现了反映市民生活和适应市民趣味的几种文艺样式——讲唱文学、戏曲和话本小说。讲唱文学中以鼓子词和诸宫调艺术性较高，叙事功能较强。它们虽非戏剧，但对戏剧的发展颇有影响。可惜这两类作品大多失传，今存者只有赵令畤《蝶恋花》鼓子词及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残本等数种。宋代戏曲主要有杂剧和南戏两种。宋杂剧没有作品流传，我们只能从一些文献记载里推测它的大致情形。南戏在南宋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作品散佚很多，今存南戏作品中可以肯定为南宋时所作者只有全本 《张协状元》一种。话本小说则艺术成就较高。它是民间艺人用以讲说故事的底本，用平常的口语搀和着浅近好懂的文言写成。话本的作者大多生活于市民之中，熟悉市民生活及其思想面貌，这就在作品中较多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因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话本以其通俗生动的语言、曲折感人的故事、个性化的对话和细致的人物形象描绘，实现了小说艺术的革新，成为宋代诸种文学样式中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对明清两代白话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宋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两座高峰。和唐代文学一样，宋代文学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宋代文学的研究比唐代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于是人们仿照对唐代文学的分期，也对宋代文学进行了不同的分期研究。最初的分期是从宋诗研究开始的。清人全祖望在其《宋诗纪事序》中，以流派的演变来考察宋诗的发展变化过程，提出宋诗有“四变”：一变是仁宗庆历以后;二变是在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崛起之时;三变是在建炎以后至永嘉四灵出现之时; 四变是宋末。清末民初的陈衍在编选《宋诗精华录》时，以全祖望“四变”说为基础，仿照严羽和高棅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的分期方法，明确地把宋诗分为四期，他在此书卷一的按语中说：“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晁、张俱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翱、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当代学者胡念贻在其《略论宋诗的发展》一文中认为：虽然陈衍的宋诗分期拘泥于比附唐诗，但较全祖望的“四变”说更为合理。胡氏参照陈衍的分期，将宋诗分为四个时期、八个阶段，具体是：(一)北宋前期(960—1067)，其第一阶段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第二阶段是仁宗、英宗两朝;(二)北宋后期(1068—1127)，其第一阶段是神宗、哲宗时期，第二阶段是哲宗、徽宗、钦宗时期;(三)南宋前期(1128—1207)，其第一阶段是高宗时期，第二阶段是孝宗、光宗、宁宗时期;(四)南宋后期(1208—1279)，其第一阶段为宁宗、理宗时期，第二阶段为宋亡前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植锷在其《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一文中指出：关于宋诗发展阶段的划分，不能简单地套用唐诗的分期方法，必须体现宋诗自身发展的特点，打破旧的王朝体系的框架，并兼顾诗歌风格流派的演变，重视作家活动年代的顺序，辨识前人成说的正误，注意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他参照宋末元初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中有关宋诗流派的论述，将宋诗分为六个时期，即：第一，沿袭期，从宋开国至仁宗天圣八年(960—1030)，约七十来年，其主要特点是沿袭唐风;第二，复古期，从仁宗天圣九年至嘉祐五年(1031—1060)，约三十年，其主要特点是反对讲究形式的西昆体和晚唐体，力图恢复以《诗经》《离骚》为代表的古代优秀传统;第三，创新期，从仁宗嘉祐六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061—1101)，约四十年，这是宋诗创作的鼎盛期，是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家为代表的创新期;第四，凝定期，从徽宗崇宁元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02—1161)，约六十年，这一时期诗风的主要代表是江西诗派;第五，中兴期，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至宁宗庆元六年(1162—1200)，约四十年，代表作家为并称“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他们都是跳出江西诗派的框框而建立自己独特风格的艺术创新者;第六，飘零期，从宁宗嘉泰元年至元初(1201—13世纪末)，历时近百年，四灵和江湖诗派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其特点是晚唐诗风复现，宋诗落回唐诗的窠臼之中。此后，许总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 《宋诗史》，在宋诗发展阶段划分上也持与陈植锷基本一致的六期说，即：一、唐风笼罩——北宋初期(960—1021);二、风骚激越——北宋中期(1022—1062);三、奇峰突起——北宋后期(1063—1100);四、水阔风平——北南之际(1101—1162);五、中流砥柱——南宋中期(1163—1207);六、余波绮丽——南宋末期(1208—1279)。

对唐诗、宋诗发展的阶段划分也被借鉴到了宋词、宋文的研究中。拿宋词来讲，就有清人尤侗仿唐诗而提出“初、盛、中、晚”四期说;近人龙榆生提出六期(北宋四期，南宋二期)说;薛砺若提出六期(北宋三期，南宋至元初三期)说;胡适提出“三个段落”(1.歌者的词，2.诗人的词，3.词匠的词)说，等等。宋文的分期，则有北宋、南宋“两期”说，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四期”说，以及两种不同的五期说(一种为：1.北宋前期，2.北宋中叶，3.南渡前后，4.中兴时期，5.南宋末期;另一种为：1.宋初，2.北宋中叶，3.北宋后期，4.南宋前期，5.南宋后期)，等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撰写文学史的需要，对宋诗、宋词、宋文进行分期划段的方法被移用到对整个宋代文学的研究与描述之中。几种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和权威辞书的编著者，根据自己对文学发展历史的认知，对宋代文学作了不同的分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等，将宋代文学划分为宋初文学、北宋中叶文学、北宋后期文学、南宋前期文学、南宋后期文学五个阶段;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宋代文学”条则将宋代文学划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四段。迄今为止，不管是在宋诗、宋词、宋文领域，还是在整个宋代文学领域，还没有一种为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的分期。分歧的存在本不足怪，因为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而言，以具体年代作为一个时期的起点和终点是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的，它只能起到极为有限的标志性、象征性作用。分期划段的实质性内容应是作家队伍的更替，文学群体的消长，时代审美风尚的变化，以及文学体裁的盛衰，这一切都很难用具体年代来加以范围。研究者只能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期的外部标记，更多的时候只好以封建君主的改朝换代来大致区分不同的时段。这势必导致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对某些阶段进行 “削足适履” 的处理，留下了可商榷的余地。为了对一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做出准确而全面的结论，达成对其整体的结构性认知，应该斟酌取舍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运用新的文学史观，对作为其中最重要阶段之一的宋代文学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分期。这有待于新时代的研究者对长达三百多年的宋代文学发展历史进行更清晰的梳理、更全面的总结和更准确的描述。